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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教育改革”自1994年正式启动以来，已有近十年的时间，但在近几年，普通民众对“教育改革”的反感却越来越激烈。最近更有百余位专家学者联名发表“教改万言书”，疾呼“重建教育秩序”，另有一批反“教改”人士准备在9月底举行一次全台性的“反教改大游行”。为什么一项本应受到欢迎的改革活动却受到如此强烈的反感呢？0
一、“教育改革”运动简况112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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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末，台湾社会从专制开始走向多元，旧的教育体制已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民间要求“教育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1994年，台当局开始正式着手推动“教育改革”，并将这年定位为“教育改革年”，成立了“行政院教育改革审议委员会”（简称“教改会”），由李远哲具体负责。1996年，“教改会”总咨议报告书定稿，正式确定台未来“教育改革”的五大方向（教育松绑、带好每位学生、畅通升学管道、提升教育品质、建立终身学习社会）、“六个重点”、八大优先推动项目。中小学教科书由“统编本”改为“审定本”。1997年，台成立“教育改革推动小组”，确定“教育改革”的八大重点项目与完成期程。与此同时，台新编教材出版，其中“认识台湾——社会篇、历史篇、地理篇”引起争议。1998年，“教改行动方案”确定自次年起，连续5年用新台币1570亿余元推动12项“教育改革”工作；“九年一贯课程总纲纲要”出炉；社区大学面世。1999年，包含7个领域的“九年一贯课程纲要草案”进入试验阶段。义务教育年限延长到12年方案进入规划阶段，私立学校受到鼓励。与此同时，“大学学费弹性化”开始实行；一大批专科学校升格为技术学院；大学“公立改民营”与大学合并也进入实施阶段。2001年，初中升高中径以“基本学科能力测验”取代传统升学考试，“九年一贯”措施落实。教育主管部门对过去“教育改革”进行检讨并得出14项结论。2002年，大学“多元入学”方案实行。
“教育改革”虽然取得不少进展，但也有不少问题。综合岛内各界的反应，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九年一贯”课程并不衔接，弱化了学生最基本的“读、写、算”能力；“九年一贯”课程的“审定本”教科书，未经试用便匆促面世，错误百出；“一纲多本”不但造成了书价上涨，而且因不同版本的内容有差别，导致每个学生需看几套教材，并大量参加课后补习班；“多元入学”方案虽已推行，但其实质是“一种考试，多种入学管道”，更让人不满的是“多元入学”方式及“一纲多本”除了加重学生的学习负担之外，更加重了家长的经济负担，因而“多元入学”也被批评为“多钱入学”。此外，在“广设高中大学”的思想指导下，造成了普通高中与大学数量的猛增，导致职业高中的减少与大学录取率超过100%。这不但影响了教育资源的分配，而且也减少了中层技术人员的培养，进而加重了学生的负担。另外，在大学中推行的所谓“教授治校”，更是恶化了大学校园风气。这种“教育改革”的结果便是“政府不负责、老师不支持、家长不安心、学生不快乐和毕业没有头路”的“四不一没有”，过半数老师认为改革失败。6
二、“教育改革”乱象频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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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教育改革”是岛内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但从近十年的情况来看，“教育改革”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功，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台独”意识的干扰。12
“台独”意识对“教育改革”的干扰在许多方面都留下了痕迹。早在1994年，李登辉在与司马辽太郎对话时，便透露出其要在台湾教育中渗入“台独”意识的想法。1996年“总统”直选之后，李登辉推动“台独”教育更卖力。李称，“太强调过去大陆的历史文化，太强调大中华的教育理念，让学生受害甚深”。一些所谓“台独理论家”更叫嚣要改变“台湾教育政策为培养中国的国民而设”的情况，要让教育“真正走上台湾化的目标”。而自称民间“教育改革”团体的“教育台湾化联盟”也一再向台教育当局施压，要求自小学到高中，全部以“台湾主体”原则大幅翻修课程标准与课程大纲。1997年，新编中小学教材面世，在供初中生使用的“认识台湾——社会篇、历史篇、地理篇”新教材，更是“企图斩断台湾和大陆的脐带”，并处处透露出“台独”分子企图“建构台湾民族意识的情境”。陈水扁上台后，其将“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对立的意图更加明显，而“台湾主体意识”在教育也得以进一步凸显。包括在小学强制推行《认识台湾》教材；以“通用拼音”取代国际通行的“汉语拼音”；鼓励台湾各大学设立“台湾文学系”或“台湾文学研究所”，以取代“中国文学系”等。李登辉与陈水扁的这一系列行为，其目的只有一个，便是借用教育途径来实现“台独”意识的灌输。当然，这些行为也严重干扰了“教育改革”的正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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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教育改革”中的许多内容是“为了改革而改革”，导致许多“教育改革”内容并非针对台湾地区的实际情况，因而许多“教育改革”内容并不会成功。
首先，就“教育改革”主导机构而言，即有体制内的“教育部”，又有体制外的“教改会”。但是，“教育部”虽为最高教育行政主管单位，但却无权过问“教育改革”设计，而“教改会”虽无“法定权力”，并且许多成员也并无教育经验可言，但它却可主导“教育改革”的走向。此外，“教育改革”问题还要受到民间“教育改革”团体的指点。因此，在多驾马车的拉动之下，“教育改革”反而不知该如何前进。其次，就其形式来看也有许多脱离台湾教育实际的情形。一是岛内“教育改革”基本以美国“教育改革”为蓝本，严重脱离台湾社会的现实，二是“教育改革”是自上而下进行的，许多老师只能接受那些“坐在空调房里想出来的方案”，因而导致“教育改革”严重脱离实际。再次，许多具体措施诸如“九年一贯”、“多元入学”、“减轻负担”、“一纲多本”等内容因为措施难以配套，或是推动仓促，导致问题不少，从而影响了“教育改革”的成果。因此，这种改革已被岛内各界批评是“为了改革而改革”，是“口号改革”、拿“改革”的旗号来骗人。18
第三，整体经济状况恶化阻碍了“教育改革”的发展。众所周知，任何一项改革措施的推动,都需要有雄厚的经济基础。然而，最近数年岛内经济状况的恶化，却成为“教育改革”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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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整体预算状况无法满足“教育改革”要求。当年“四一○教改行动联盟”在推动中小学落实小班小校时，便预计至少需投资3000亿元，此后“教改会”也承诺连续6年每年投资400亿的额外教育经费。但在1998年提出的12项“教育改革”行动方案中，只列出了1570亿元的教育经费，而且还是包含在“教育部”的年度预算当中。再加上后来“九二一地震”需要大笔校园重建经费，使得“教育改革”之路非常艰难。2000年的政党轮替之后，更由于整体经济状况的恶化，更是大大制约了当局教育经费的支出。其次，各学校经费来源缩水，影响了“教育改革”的推动。一般而言，每所学校的来源包括三大部分：当局补助、财团资助与学杂费。但是，由于经济不景气，不但使当局的教育预算缩减，而且也使财团资助大为减少。而就个人负担的学杂费而言，特别是近3年经济衰退，全台整体工资仅增长仅达1.4%，而大学费却上升超过10%，中小学则需增加难以准确统计的各种补习费、教材费。这自然加剧了普通家庭的负担，影响了普通民众对“教育改革”的认同。再次，受经济环境的影响，一方面，就业困难，“毕业即失业”，另一方面，又由于职高的减少，导致许多技术行业存在严重就业不足。这样也使得“教育改革”的成就大打折扣。
第四，“教育改革”政治化，干扰了这一活动的正常进展。24
为了争取选票，各政党、各政客都会开出自己的竞选支票，例如在2000年“总统”选举时，当有人开出10年义务教育的支票，另有人便会开出12年；当有人要发放“教育券”补助之后，立即便有人要免除学费；有人承诺增设学校；另有人则夸口每县市都设几所学校。如此滥开支票，不但导致资源的浪费，更会引起政党之间的恶性竞争，甚至出现相关预算都无法通过的局面。当然，在政治斗争的连累之下，“教育改革”自然难以取得实质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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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台湾“教育改革”是岛内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在近十年里，确实做了不少有益的尝试，但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干扰，导致了“教育改革”问题百出。
（本文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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