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之建筑史研究概观

　　一、日本东洋建筑史的研究0

　　众所周知，战后的近几十年来，日本在经济上取得了飞跃的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的巨人，与此同时，日本亦十分注重塑造和表现自己的文化形象。在学术文化上，倾注了大量的热情和精力，传统建筑文化的研究亦在其中。不懈的努力，深入的研究，广泛的宣扬，使得日本的传统建筑文化及造园艺术，在世界上广为人们所了解和欣赏。要让世界认识和了解自己的文化，首先自己要深入研究自己的文化。日本正是这样做的，且卓有成效，日本的建筑史研究就是典型之例。147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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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日本学者精勤努力，学术研究蒸蒸日上，成果斐然，这对中国的建筑史研究，当是一促进和激励。更重要的是，由于日本建筑文化形成和发展的特殊性，其建筑史的研究，对与之关系密切的中国，无疑颇具价值，其中不乏启迪和先进之处，其成果亦值得借鉴和吸收。而中日建筑文化的比较，则更是中日建筑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其实，若从大处着眼，从东亚建筑文化体系的角度观之，中日建筑史的研究，必然具有作为整体的内在关联性及已知相通处。

　　日本的建筑史研究，在对象上有所谓西洋、东洋和日本之分，三者构成日本建筑史研究的主体。所谓西洋建筑史，指对以欧美为中心的建筑史的研究，与我国的西方建筑史类似；东洋建筑史则主要指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及东南亚建筑史的研究，且日本的东洋建筑史研究，历来是以中国建筑史的研究为最主要的内容；其日本建筑史研究，则如同我们的中国建筑史一样，是其建筑史研究的核心和重点。日本这种建筑史研究对象的划分方式，是与其文化形成和发展的特色相关联的。这正如同其整个学术研究亦相应地分为洋学、汉学和国学一样，二者十分类似和相通。本篇所谈论的即主要着重于其东洋建筑史与日本建筑史的研究。日本古代建筑的发展是在外来文化影响下，其内涵不断丰富和充实的过程，一部日本建筑史也是相当地丰富和复杂，绝非本文这般浮光掠影的浏览所能概括的。且笔者所知亦有限，故仅就其若干方面，略谈几点而已。6

　　所谓东洋建筑史与日本建筑史的研究，日本学者虽有分工，但二者的关系仍十分密切。历史上中日两国建筑文化间特定的源流关系，注定了这两方面的研究必然相互关联，甚至融为一体。在日本，研究东洋建筑史的大家，往往也是日本建筑史研究的中坚。如日本建筑史学界泰斗伊东忠太及关野贞等诸氏，皆是汉和兼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东洋建筑史的研究是日本建筑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基础，在这一领域上，汉和兼治，不失为日本建筑史研究的一个好角度和好方法，同时也是取得更大成就的一个条件。其实，中国建筑史的研究，亦面临着这样一个类似的课题。近年来国内所开展的东方建筑研究、少数民族建筑研究以及建筑文化圈的探讨等，都可视为在这方面的努力和探索，任何文化皆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对于历史上大量吸收外来（中国）建筑文化的日本而言，其建筑史的研究，必然更将溯源、影响及民族化的研究视为重要一环。事实上，日本学者也确实在东洋建筑史研究上，不遗余力，作了大量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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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东洋建筑史的研究，开始甚早，本世纪20年代初，其先驱者伊东忠太及关野贞等即来到中国，实地考察了大量的中国古代建筑，研究成果颇丰。这不仅大大促进了日本建筑史研究，同时也影响和带动了中国的建筑史研究。其后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活动，即极受日本早期东洋建筑史的影响和刺激。

　　日本的东洋建筑史研究，战前尤盛；战后因种种原因，而显得后继乏人，其建筑史研究的中心转向对日本建筑史研究的精雕细琢之上。日本东洋建筑史研究，早期以伊东忠太、关野贞及村田治郎等的研究最为重要和最具代表性。其成果除大量实地考察报告和旅行纪录以外，专题研究亦不少。如伊东忠太和《东洋建筑的研究》、《中国建筑装饰》（5册，1941～1944年），关野贞《大陆建筑对日本建筑的影响》（昭和十五年，岩波书店〕，《中国山东省汉代坟墓的表饰》（东京帝大纪要工科第8册第一号）、《中国的建筑与艺术》。村田治郎的《东洋建筑史》（1947年，彰国社）、《中国的帝都》（1956年，综艺社），竹岛卓一的《辽金时代的建筑及其佛像》（1944年），以及饭田须贺斯的《中国建筑对日本建筑的影响》（昭和28年，相模书房）等。近年来则有田中淡的研究，如其《中国建筑史的研究》著述等。12

　　朝鲜古代建筑也是东洋建筑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日本建筑史的研究而言，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历史上，朝鲜建筑对日本建筑的影响甚大。尤其是在早期。在盛唐建筑直接输入日本之前，中国间种对日本的影响，主要是同个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朝鲜是早期中日建筑文化交流的桥梁。故日本早期（奈良时代前期以前）建筑史的研究，离不开对朝鲜三国时代（高句丽、新罗、百济）建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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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次大战以前，朝鲜半岛的考古调查和研究工作，主要是由日本学者进行的。其调查的重点是以乐浪郡为中心的中国墓葬和高句丽、新罗、百济等三国时代的墓葬和寺院遗址、遗构等。大型的《朝鲜古迹图谱》就是这些调查资料的汇集。作为东洋建筑史研究一环的朝鲜建筑研究，关野贞为其先驱者，著有《乐浪郡时代的遗迹》等，藤岛亥治郎著有《朝鲜建筑的研究》，皆着重于朝鲜早期古迹遗址的研究。实际上，其实质还是对中国的移植文化及其影响的研究，皆离不开中国文化这一本源。因而比较研究也必然是其研究的一种主要形式，如杉山信三的《日本朝鲜比较建筑史》（昭和21年，大八洲出版社），对于朝鲜中世以后建筑的研究，则有杉山信三的《朝鲜中世纪的研究》，近年来还有一些关于其样式做法的研究和比较，如中西章的一系列研究论文，以及关口欣也的有关论文。

　　二、日本古代建筑史的研究18

　　日本古代建筑的发展，若以佛教建筑进入日本的飞鸟时代算起，那么至明治维新（1868年）止，亦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悠久历程，其间的发展和演变又充满生气和颇具特色，这为日本建筑史的研究提供了充实的内容。日本的建筑史研究，将其建筑一千多年的发展历史，按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方法，划分为相应的三个阶段，即古代、中世和近世。所谓古代，包括飞鸟时代、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553～1183年）（还包括飞鸟时代以前的绳纹时代、弥生时代和古坟时代，这一时期的建筑尚处于低级阶段）。中世纪则包括镰仓时代和室町时代（1184~1572年）。近世则为桃山时代和江户时代（1573～1867年）。日本建筑史的研究，就基本上以此三大阶段为单元而展开，相应形成了三大史的研究内容，即古代建筑史、中世建筑史和近世建筑史，这是在时间轴上划分建筑史研究的内容。若以研究对象的类型来分，则有寺院、神社、住宅、都市、城郭和茶室等等。如此，以时间为经，类型为纬，组成了丰富的日本建筑史研究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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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整体把握日本建筑发展脉络和大概的论著有日本建筑学大系（4－1分册）《日本建筑史》（太田博太郎等编，彰国社版），这是日本迄今为止最权威的日本建筑通史，自昭和32年第一版发行以来，不断修订再版，影响极大。此外，日本建筑学会还又编有《日本建筑史图集》（彰国社版），并附以图版解说，一册在手，便可概览日本建筑史大观，与前书配合，更相得益彰。对于有兴趣了解和研究日本古代建筑者，此二书当为首选。

　　飞鸟时代（553～644年），是日本建筑真正成体系发展的开始，这一时期的建筑虽今已不存，然所谓飞鸟样式的建筑却有留存，即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木构建筑——著名的法隆寺建筑。法隆寺创于飞鸟时代，然现存者却是公元670年灾后重建之构。然尽管其重建于7世纪末至8世纪初，但其技术成分和样式特征却表现出较之再建年代更早的古朴风格和特征。日本学界认为再建的法隆寺建筑，反映和再现了创建当初的样式特征，并将这一式样推定为飞鸟样式。24

　　法隆寺是日本的骄傲，也是日本建筑史研究的一个重点。日本建筑史前辈伊东忠太及关野贞等，皆极注重法隆寺建筑的研究。伊东忠太的博士论文即为《法隆寺建筑研究》，日本明治时期关于法隆寺建筑再建与非再建的学术大论争，亦成为法隆寺建筑研究上的重要一环。在这一论争中，关野贞成为一员主将，力主法隆寺建筑非再建论，其著名论文《法隆寺金堂塔婆中门非再建论》（《建筑杂志》218号），就是非再建论之力作。关野贞于该文中，以日本大化改新（645年）后的奈良时代，高丽尺（飞鸟时代所常用尺）作为常用尺的使用已经废止而转以唐大尺作为常用尺这一论点为依据，并根据法隆寺建筑的柱间营造尺度复原以高丽尺为有利这一现象（以高丽尺复原柱间尺度时可得整数尺，而以唐尺则得不到），提出法隆寺建筑应为大化改新前创建时的原构。从而否定正史《日本书记》中天智九年（670年）“灾法隆寺，一屋无余”的记载。这一根据营造尺的性质判定法隆寺建筑年代的新说，使得再建论者处于窘境。此再建与非再建之论争，直至昭和17年若草伽蓝（法隆寺前身）的发掘，再建论遂成定说。在这一论争中，关野贞所提出的根据营造尺的性质判定建筑年代的尺度论，导入了建筑考古学研究上的一个新的科学方法，并在其后日本建筑史的研究上，得到广泛的运用。从中亦可以看出，其时日本学界的研究颇具朝气和探索精神，学术论争气氛浓厚，同时怀疑文献记载、好作翻案文章，或可说是当时研究上的一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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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隆寺建筑研究的著作和论文甚多，角度不同，论述的侧重点亦各异。如有浅野清的《法隆寺建筑综观》（昭和28年，便利堂），太田博太郎的《法隆寺建筑》（昭和18年，彰国社），竹岛卓一的《从建筑技法看法隆寺金堂的诸问题》（昭和50年，中央公论美术出版社），以及村田治朗的《法隆寺建筑样式论考》（中央美术出版）、《法隆寺建筑史》（昭和24年，每日新闻社）和《法隆寺建筑文献目录》（昭和30年，彰国社）等等。其中作为基础史料，以浅野清的通过遗构修理所作的考古实证性研究最为重要。村野治郎的《样式论考》，则追溯了其样式的源流关系，类似的论文还有滨田耕作的《法隆寺建筑样式论考》（译文载《营造学社汇刊》）。法隆寺建筑是研究早期木构建筑的至宝。

　　关于飞鸟时代建筑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战后寺院遗址的发掘颇盛，通过遗址发掘的考古研究，获得了一批珍贵可靠的实证材料，并出版有相应的发掘调查报告，如《飞鸟寺发掘调查报告》、《四天王寺的发掘调查》等。30

　　关于这一时期建筑的研究，无论是对遗构《法隆寺建筑》的研究，还是遗构（法隆寺建筑）的研究、还是遗址发掘或文献分析，均极具意义和价值。日本的古典建筑正是从这里开始起步。从中国建筑史研究的角度而言，亦是一珍贵的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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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奈良时代（645～780）是日本古典建筑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佛教寺院建筑尤其兴盛发达，其建筑奠定了日本所谓和样建筑体系的基础，并且这一时期的寺院木构建筑拥有相当数量留存至今，甚为珍贵。故关于奈良时代寺院建筑的研究，成为日本古代建筑研究的主要内容。更进一步地说，整个日本建筑史的研究，就基本上是以佛教寺院为中心而展开的。

　　在建筑史研究上，中日一样，皆较注重早期及盛期建筑的价值及其研究，从而使之成为最先开拓和最引人注目的研究领域。在这一领域上集中了日本建筑史研究的前辈和优秀学者，相应地成果亦最丰。如浅野清的《奈良时代的研究》（昭和44年，中央公论美术出版），主要是关于奈良时代建筑的考古复原研究；大冈实的《南都七大寺的研究》（中央公论美术出版），则偏重于奈良时代伽蓝配置的研究。还有太田博太郎的《南都七大寺的历史与年表》。所谓南都即奈良，七大寺指的是当时奈良的七个著名大寺：东大寺、西大寺、药师寺、元兴寺、兴福寺、大安寺及唐招提寺，是奈良时代寺院建筑研究的重点。此外亦有就单个寺院所作的研究专论，如足立康的《药师寺伽蓝的研究》（昭和12年，日本古文化研究所），福山敏男的《奈良朝的东大寺》、《药师寺》；石田茂作的《东大寺与国分寺》（昭和34年，至文堂），以及诸有关论文。36

　　日本奈良时代寺院建筑研究进行得深入和细致，在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遗构的留存及遗址的发掘，这一时期遗存至今的寺院建筑，多达十余栋，为研究的深入进行，提供了最可靠的基础资料，是一笔极为珍贵的财富。其重要的有：唐招提寺金堂（约770年）、药师寺东塔（730年）、东大寺法华堂(749年前)、荣山寺八角堂(约760一764年间)、法隆寺传法堂(761年前)、新药师寺本堂(747年)等。在遗构的基础上，研究得以展开并进行得较为充分和扎实。其代表成果为：浅野清的论文《药师寺东塔复原考》、《唐招提寺金堂复原考》、《东大寺华法堂的现状及其复原的考察》、《奈良时代僧房的研究》、《法隆寺东院传法堂的复原研究》、《平城京朝集堂复原考》以及论著《荣山寺八角 堂复原考》等，奈良时代建筑遗构的复原研究这一领域，几乎为浅野清一人所独占，而这些也构成了其毕生研究的最重要的成果。为此．浅野清于1989年，荣获日本建筑学会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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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于其它时代而言，奈良时代建筑的研究，是日本学者倾注心血和投入精力最多的一个时期，老一辈学者也多集中于这一领域上。从日本建筑史研究的角度而言，这一领域已被精耕细作，以至于后来者的目光不得不转向中世和近世建筑史的研究。在时代及文化关系上，与日本奈良时代相对应的是中国的初唐及盛唐时期．而相比之下，中国唐代寺院建筑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还不及日本。其一，我们的研究基本上还未达到对特定寺院的整体作具体的研究这一步，，而是停留在单体建筑的分析上 ；其二，单体建筑的研究亦不够，在数量上仅两三栋，在类型上只是佛殿。缺乏资料是难以深入全面进行研究的最重要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奈良时代的建筑遗址、遗构及其研究，则显得别具意义和价值。

　　平安时代是日本建筑史上最具特色的时期之一，在从 8世纪后期至12世纪的四个世纪中，日本建筑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重要的演变时期。简而言之，即唐风向和风的演变，或唐代建筑的日本化。在内容上，佛教建筑仍为主流．受唐文化的影响，密教与净土教盛行。故日本平安时代建筑史的研究，基本上是以密教与净士教建筑的研究为中心的。42

　　日本的密教有天台宗与真言宗，二宗的大本山比睿山延历寺和高野山金刚峰寺，则自然是密教寺院建筑研究的重点。此外，神护寺、东寺(教王护国寺)、醍醐寺、室生寺、当麻寺等也都是密教的重要道场。其研究成果主要有福山敏男的《天台真盲宗的建筑》(昭和 l1年，雄山阁)、《东寺专集》(昭和36年，《佛教艺术》)、《高野山特集》(昭和4O年，《佛教艺术》57)、《比睿山专集》(昭和41年，《佛教艺术》61)等。密教的兴起。给日本佛教带来了许多新的建筑类型，如真言堂、灌顶堂、常行堂、多宝塔以及密教佛堂和讲堂等，都是密教建筑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些研究大都是从密教的教义出发，根据其修法仪式的性质和特点而进行的，而非仅仅局限于木构建筑技术之上。如有泽登宜久的一系列关于密教建筑空间的研究(《论文报告集》)。从奈良时代至平安时代，日本建筑的发展，在木构技术上并未产生多大的变化，然而由佛教教义、修法仪式所制约和限定的寺院配置、殿堂建筑空间以及建筑的功能和类型等等，皆有甚大的演变和发展。建筑史的研究若不关注这些内容，则难以深入、全面地进行。木构建筑技术的研究。终究也只是建筑史研究的一个方面。日本平安时代密教建筑的研究，对中国建筑史的研究而言，也甚具参考的价值。尤其是在唐代密教寺院建筑无一留存的情况下，日本的密教建筑及其研究，更具其意义。前些年中国考古发掘了唐密教著名寺院青龙寺佛殿遗址，然相应的建筑研究还未深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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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教建筑是那么的丰富．而现存的实物却较少。相比之下，日本多少还保留有一些遗址、遗构，如室生寺金堂、塔(平安前期)、当麻寺西塔(约9世纪初)、醍醐寺五重塔(约952年)……皆是珍贵的遗构。然日本密教寺院建筑研究，在源流关系的分析上，也还较薄弱。

　　辉煌、华彩和绚丽是净土寺院建筑形象的特色，我们在唐代敦煌西方净土变壁画中，可略见其身影。日本的研究也在极力展现净土寺院建筑的形象及其内涵。首先是净土寺院的伽蓝配置有其独具的特色，所谓六胜寺(法胜寺、法成寺等)的研究．就多是在这方面的努力。如福山敏男的“关于六胜寺的位置”(昭和43年，墨水书房)、家永三郎的“法成寺的创建”(194O年，《美术研究》 lO4)等。阿弥陀堂是净土寺院的中心，故也是净土寺院建筑研究的主要内容。著名的平等院凤凰堂是现存最重要的阿弥陀堂实例( lO53年)，相应的研究亦多。如村田治郎的“凤凰堂建筑的研究”(昭和32年．《佛教艺术》31)、福田敏男《平等院图鉴》(昭和33年，便利堂)、文化财保护委员会《平等院风凰堂图谱》(昭和33年．便利堂)等。此外还有清水广的关于净土教建筑的系列研究(《论文报告集》)。重要的阿弥陀堂遗构除平等院风凰堂以外，还有法界寺阿弥陀堂(平安末期?)、净琉璃寺本堂( llO7年)和中尊寺金色堂( l124年)等。净土寺院遗址的研究也有所进行，如关于平泉毛越寺与观自在王院遗址的研究，具体有藤岛亥自郎编著的《平泉——毛越寺与观自在王院的研究》等成果。历史上，净土寺院实际上是净土理念与境界造型化的产物，故其寺院形象与氛围表现出净土般的优美与华丽，而造园则是其主要手段之一。净土寺院庭园成为平安时代造园的一个主要内容，相应的研究亦多。如森蕴的“净琉璃寺的建筑与庭园’(昭和34年)。净土庭园作为导入信仰的手段，是为宗教目的服务的，认识这点，对理解净土建筑、庭园的性质、内涵及其手法颇有益处。即使是仅部分遗存至今的中尊寺金色堂和平等院凤凰堂建筑、庭园等所表现的净土境界，亦使人感染至深。关于平安时代密教寺院建筑和净土寺院建筑及其庭园的研究，在建筑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48

　　中世建筑是日本建筑研究的另一重点。其研究内容依中世建筑的三大样式，可分为三个部分，即和样建筑、唐样建筑、及天竺样建筑的研究。中世建筑史研究的主题之一可以说就是建筑样式的研究，也就是说，中世建筑史的研究尤注重样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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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样式演变的角度而言，日本建筑从奈良时代前期的白凤样式(以药师寺东塔为代表)，发展至后期的天平样式(发唐招提寺金堂为代表)，已逐渐趋于成熟和定型，并作为日本传统的古典样式，历中世至近世，无多大改变，这一样式被称为“和样”，其本质反映的是唐代建筑样式的日本化。所谓唐样，则是源于中国宋元江浙一带的建筑样式。历史上宋元文化尤其是宋元禅宗文化对日本中世文化的影响极大，随宋元禅宗传人日本的宋元寺院建 筑，给日本中世建筑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和推动，其样式成为与日本传统样式“和样”相并列的另一大建筑样式。故所谓的“唐样”，日本学者又称之为“禅宗样”。天竺样，是日本中世纪初期从中国福建沿海一带传入的建筑样式，因这一样式当时用于东大寺大佛殿的再建，故日本学者也将之称为“大佛样”，。天竺样在日本建筑史上昙花一现，其重要性远不及和样与唐样。朴实的和样、优美的唐样和拙壮的天竺样的并行发展，使日本中世建筑异彩纷呈。在发展关系上，由于中曰文化交流的不连续性以及样式移植的特殊性，中世新兴的唐样、天竺样与传统的和样之间，并不存在着前后承续和演变的关系，完全是作为三个相互独立的样式系统和技术体系并存和发展的。日本中世建筑史的研究，也因此将此三样式的研究作为相互平行、独立的内容进行，从而研究各成体系。这是站在日本建筑史研究的立场上，视日本建筑为一相对独立和封闭的对象而采取的研究方法。然若站在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立场上，以东亚建筑的整体发展为背景，那么我们就会看到，日本的和样与唐样的祖形，在中国本土，实际上是发展过程上前后相承续的两个阶段形态。二者的差异，虽然有地域性的因素，但更主要表现在时代性特征上；而日本天竺样与和样、唐样祖形之间的差别，则主要是表现在地域性特征上．也就是说，从中国建筑史研究的角度观之，和样、唐样及天竺样之间．具有共同的渊源和密切的关联。作为建筑史的研究，既要研究其各自独特的技术特征，又要研究其相互间的关联和异同，尤其是和样与唐样间的演变关系。

　　中世和样建筑的研究，实际上是古代奈良、平安时代建筑研究的继续和发展。在技术体系上，和样建筑从古代至中世，保持着连续一致的发展，且更趋成熟、定型和完善，相应的研究也越加系统、深入和细致。其中如伊藤延男所著的《中世和样建筑的研究》(昭和35年，彰国社)即为较系统的研究，主要论述了密教本堂平面的形成过程，全面网罗了现存中世佛堂平面的实例，为昭和48年度日本建筑学会获奖论文。但此书仍是一部述多论少之作。而较深入具体的研究则有浅野清关于中世前期和样佛堂的论述“镰仓时代的佛堂”(昭和37年，《佛教艺术》3O)，以及沟口明则关于中世和样佛堂尺度设计的系列研究论文，岩{木盾}保的关于中世寺院和样建筑比例尺度的系列研究论文(《论文报告集》)等等。54

　　和样建筑的尺度比例设计，是中世和样建筑研究的一个中心课题．其基本问题就是所谓的校割制，即以椽档间距作为建筑尺度设计基准的模数制度。相对于中国以材为基准的模数制度而言，枝割模数制显得十分独特，然对于以平行缘为特色的和样建筑而言，则又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关于枝割模数制的形式、作用及其特色的研究，在中世和样建筑研究中，占有相当的份量，然关于其形成、性质和源流等问题，还是一个未完全解开的谜．相信枝割模数制不会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必有其渊源和关联，如在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亦表露出与唐样建筑设计体系的某种关联。枝割模数制通过唐样建筑，似与中国的材模数制和斗口模数制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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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世建筑研究的对象中，可以说唐样建筑最为重要和最具特色。首先是关于唐样建筑的源流问题，由于特定的文化背景，唐样建筑的研究，在日本实际上转化为禅宗建筑的研究，故必然涉及到作为其背景的中日禅宗文化的交流以及中国禅宗建筑传人日本的途径、方法和阶段等问题。在这一方面，以太田博太郎等的着重于文献古图的研究为代表，如太田博太郎的《社寺建筑研究》(岩波书店)、《中世的建筑》(昭和32年，彰园社)等著作中关于唐样建筑的研究。

　　南宋传人日本的禅宗有临济和曹洞二宗，其中又以临济为盛。相应地禅宗建筑的研究亦分作两个部分，两部分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也各自不同。以临济寺院建筑为中心的研究，数关口欣也的研究最为重要。其研究主要以遗构为对象，网罗现存所有中世禅宗寺院遗构，就其平面、开间、柱高、斗拱、构架及装饰细部等诸方面，进行了细致和周密的排比分析、比较和研究．力图找出其形制，构成及其演变的规律，相继在建筑学会论文集上发表了十数篇有关论文，并汇编合订成一本专集，题为《禅宗建筑的研究》(昭和44年，私家版)，成为这一研究领域公认的权威。关口欣也曾在中国同济大学留学半年，这期间考察了日本禅宗建筑发源地的江浙一带的寺院建筑，回国后进行比较研究，发表了论文《中国江南的大禅院与南宋五山》及《中国两浙的宋元古建筑》(《佛教艺术》144、155、157)，这使其禅宗建筑的研究更进了一步。日本学界认为，关于中世禅宗建筑遗构的研究，至关口欣也巳基本穷尽，再无多少空白领域，故其它及后来的学者，将研究的目光纷纷投向近世禅宗建筑的研究，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在研究上，一人独揽一块领域，并为之终身努力的研究风习，在关口欣也身上有典型的体现。60

　　与关口欣也关于临济宗寺院建筑研究相对应的是，横山秀哉的关于曹洞宗寺院建筑的研究。关口的研究以遗构为中心，而横山的研究则注重的是教义、清规、修行仪式等所影响和制约下的建筑形制等内容。《禅的建筑》(昭和42年，彰国社)一书就是这些研究的结集。横山关于禅宗建筑研究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是《五山十刹图》，这是一份由渡宋日僧历访南宋五山十刹、手写禅院规矩礼乐所成之图录，在日本禅宗史上，与清规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从具体内容上可以看出，五山十刹图正是南宋江南禅刹之详细目录，故对五山十刹图的研究，也应成为中国建筑史研究的一个内容。进一步而言，日本唐样建筑的研究，对于作为唐样的祖形与母体的中国宋元江南建筑的研究，亦极具意义也有价值。中国建筑史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注重的是北方官式建筑的研究，而对于宋元的江南建筑．则多未顾及，独立、系统的禅宗寺院建筑的研究，亦末深入展开，这一领域近乎还是一片空白。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现存唐样建筑遗构，值得我们进行比较研究，日本的唐样建筑研究亦值得参照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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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天竺样建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其源流问题，一是其遗构的研究。关于源流问题，已大体明确。即源于福建沿海一带的地方建筑样式。二者之间从整体构架到细部做法都十分一致和吻合。其实关于福建为天竺样源地的推测，最早还是出自于欧人艾克，曰人早先有推测认为其源地或是浙江沿海地区，如饭田须贺斯的《中国建筑对日本建筑的影响》一书。而关于天竺样的传人方式，日本一般认为是由渡宋日僧重源传人，宋人陈和卿亦起了一定的作用。然在二人所起的作用上，重作为非技术者的僧侣重源，而轻作为船大工及东大寺再建总大工和陈和卿，这或就未必那么尽符史实。日本天竺样能与福建建筑样式如此地酷似、一致和吻合，在最初阶段绝离不开来自福建工匠的具体指导乃至参与营建，不论是否是陈和卿，总之在这一阶段，中国工匠的作用当十分重要。

　　天竺样在中世建筑舞台上昙花一现，现存的遗构也极少，仅三、四栋，即兵库县净士寺净土堂( l194年)、奈良东大寺南大门( 1199年)和开山堂(125O年)，以及醍醐寺经藏(已毁)，天竺样建筑的研究，也就主要是围绕着这四栋遗构以及东大寺大佛殿而展开。天竺样建筑在整体结构上属穿斗结构体系，在中国南方，穿斗结构多用于民间较小型的建筑上，较重要的殿堂的结构，或用抬梁式，或穿斗抬梁并用。而天竺样产生的背景却正与此成对照，它是为体量庞大且等级最高的东大寺大佛殿的再建而引入的一种结构形式。事实证明穿斗式建筑无论在结构上还是功能上，都不适宜大型殿堂，天竺样在中世的昙花一现，或也与此不无关系。此外，对同是中世引入的正统样式(唐样)的偏爱，以及对边远地方样式(天竺样)的舍弃，当也是天竺样消失的原因之一。日本的一些研究则倾向于认为天竺样的迅速消失，与僧侣重源的去世相关。66

　　与天竺样相对应的福建建筑样式，在中国只是一个偏远的地方建筑样式，远未引起研究上的重视，然由于与日本天竺样的关联，也有了一二篇论述、分析和总结了福建地方建筑样式的形制和特点，着眼点也还是多置于追溯二者渊源关系上。如傅熹年的《福建的几座宋代建筑及其与日本镰仓时代大佛样建筑的关系》(《建筑学报》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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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古代到中世，日本建筑的中心和主流是来自于中国的佛教建筑，故建筑史的研究亦以佛教建筑为最主要的内容。进入近世之后，建筑的中心从宗教转向世俗。回顾日本建筑的演变和发展．自飞鸟时代佛教建筑的传人而为之一变．至近世又以转向世俗而产生变革，充满日本民族气质的建筑诞生。如寺院，神社、城郭、住宅、茶室、灵庙、学校、圣堂、剧场等等，建筑内容趋向日本化、世俗化和多样化，近世建筑的研究也相应地更加丰富多 彩。

　　近世佛教建筑的研究有三方面的内容，即传统佛教(密教、禅宗等)、新兴的日本佛教(净士宗、真宗、日莲宗等)，以及由中国新输入的佛教黄（?辟木?）宗。传统佛教的研究，在总体上是中世佛教建筑研究的延续，但由于近世密教与禅宗寺院建筑迅速地走向日本化，佛教建筑的古典特色逐渐失去，或诸样并用，或混融一体．各建筑样式已无昔日的鲜明和纯粹的个性。而这些特色在研究上均有相应的体现。日本近世，与传统佛教相比，新兴佛教宗派的势力兴盛，建立起大寺院，如净土宗知恩院、真宗本山东西本愿寺、日莲宗的身延山久远寺，池上本门寺、中山法华夺等，皆近世之代表性的大伽蓝，研究亦主要围绕着这些寺院进行。如《知恩院特集》(《佛教艺术》46，昭和12年、藤岛亥治郎的《日莲宗寺院的建筑》(昭和12年，雄山阁)、藤原义一的《净士真宗的寺院建筑》(昭和12昭年，雄山阁)，以及浅野清、冈野清和樱井敏雄等的关于净土宗及净土真宗寺院建筑的研究等等。72

　　近世的佛教黄檗宗，是从中国传人日本的最后一个佛教流派，其最具影响的代表人物是明末渡曰高僧福州黄檗山万福寺隐元禅师。在建筑上，日本黄檗寺院采取的是明末清初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建筑样式，形成所谓的黄檗样。日本黄檗寺院最重要的代表是隐元所开创的宇治黄檗山万福寺及长崎的唐三寺等，它们都是典型的黄檗样建筑，黄檗寺院建筑的研究亦主要集中在这几个寺院上。如饭田须贺斯的“长崎的中国建筑”(《东方建筑》5，1935年)，以及堀内仁之的黄檗宗建筑的系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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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的来说，在日本建筑史的研究上，近世的佛教建筑远不如古代、中世显得那么重要，研究也相对而言较少，相反，世俗建筑却有了显著的发展，近世建筑中最具特色和个性的正是这些世俗建筑，如高大的城郭、壮丽的殿馆、豪华的住宅以及趣味与之完全相对的枯淡、闲寂的茶室，再有作为神、人祭所的神社与灵庙，近世日本建筑异彩纷呈。世俗建筑成为近世建筑研究的中心和重点。

　　此外，作为专史，建筑生产也是日本建筑史研究的一个重点和极有价值的课题。内容上大体包括如下几方面的内容，即生产组织、施工技术、工匠史以及工具史等。其主要论著如《关于日本建筑生产组织的研究》(昭和34年)、《职人的历史)(昭和31年，至文堂)、《日本的工匠》(昭和42年，鹿岛出版社)、《图说日本木工具史》(昭42年，新生社)等，以及一系列相关的研究论文。78

　　概括地说，贯穿古代、中世建筑研究的主线是佛教建筑，住宅和神社则是研究上的另外二个主要内容。此外，灵庙与圣堂，无疑是佛寺与神社的变体和转形；城郭与茶室，则可看作是住宅的扩张与延伸。以时间为经，以类型为纬．以佛教建筑为主线的日本建筑史研究的网络十分有序和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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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日本建筑史研究的方法与特点

　　日本的建筑史研究，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至今已是硕果累累。在总体上，全面而广泛；细部上，深入而具体，建筑史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已趋于成熟。比较中日建筑史的研究可以看出，二者研究的框架体系基本相同。中日古代建筑史的研究，大抵都是以历史学的社会形态和政治朝代作为分期标准，日本的古代、中世和近世三期分期方法，更有其文化发展的背景。以类型学进行横向分类研究，亦是两国一致的方法，所以说．在研究的总体方法上，中日是基本一致的。故站在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立场上反观日本的建筑史研究，既有内容上的亲切感，又有体系上的熟悉感，当然也少不了异民族文化的新鲜感，真是别有一番滋味。而所谓新鲜感，自然有研究内容上的，而研究风气与方法上的表现，亦是其原因之一。84

　　日本建筑史研究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建筑发展的性质。也就是说．历史上的日本建筑与中国的密切关系，决定了日本建筑史的研究，必然以汉和兼治作为一个重要的方法。关于日本建筑的性质，日本史学界是这样概括和认识的：“日本建筑的样式，直至明治维新，一直是作为中国建筑体系的一个部分而发展的”(日本建筑学大系《日本建筑史》)。其实何止建筑，从宏观的角度而言，我们现在所能知道的日本古代文化也“都是接受大陆文化经后的文化。严格地说，跟朝鲜、安南一样，都是中国文化延长的一部分”(梁容若《中日文化交流史论》1985年，商务印书馆)。日本的中国绘画研究者伊势专一郎，则以绘画来表述中日两国的文化关系：“日本一切文化，皆从中国舶来。其绘画也由中国分支而成长，有如支流的小川对于本流的江河，在中国美术上更增一种地方色彩，这就成为日本美术”(《日本绘画史》，1978年，人民美术出版社)，这虽是过谦的说法，但从中亦可见中曰艺术的亲密关系。也正因此，日本巳故画家中村不折会有这样的感受：“中国绘画是日本绘画的母体，不懂中国绘画而欲研究日本绘画，是不合理的要求”(《中国绘画史》序言)。那么，根据中国建筑是日本建筑的母体这一前提，不是同样也可以认为不懂中国建筑又怎能研究好日本建筑呢?日本所谓汉和兼治的研究方法，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所谓东洋建筑史研究的目的之一，也正在此。日本东洋建筑史研究的本质在于日本建筑的寻根、溯源和诠释。以伊东忠太的研究为例，当年伊东自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建筑学科毕业后，“即注意于日本建筑之研究，以为研究日本建筑者，首须究其历史，即悟日本建筑之发达，所得于支那系建筑者，至非浅鲜。遂又转入支那建筑之研究。于是数次来支那，实地考察．颇有所得……鄙人往时，闻日本古来之宫城建筑，取范于支那，自得实证于目前，为之狂喜。就一端论之，日本古谓宫城为九重，初意不过形容深奥之词，而支那紫禁城，自午至坤宁宫之后门．殿门适为九重，九重殿门成语有自，始知日本之九重所从出也。日本又呼宫中为朝庭，亦遂得其出典。又日本平安朝大极殿之建筑。其记录有丹楹碧（？挠？）朱栏青琐金当玉础等文字，此等具体的解释，皆得于紫禁城及其他宫殿，见于实地，所谓以支那建筑为模范，于此益情……云岗石佛窟，为鄙人所发见，视察一周．觉于日本建筑史上，遽得一大光明，感激愉快，至于不可言喻……日本建筑以佛教渡来而一变，新起样式名为飞鸟样。此飞鸟样，当然非出于六朝时代之支那艺术不可，但此种推论，恒苦不能举出实证．及见兹石佛寺(云岗石窟)之样式手法，与我飞鸟式全然相同，于是多年积疑，俄倾霍然。(伊东忠太《支那建筑之研究》，《建筑杂志》昭和5年9月)。喜悦兴奋、感激愉快，溢于言表。伊东忠太所采取的汉和兼治的研究方法，使其在研究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同辈的关野贞亦以同样的方法，研究日本建筑的两位老师——中国建筑与朝鲜建筑。伊东、关野二人作为日本建筑史研究的先驱，终成一代大家。至于对中国建筑感兴趣而在研究上略有涉及或对某个方面作有研究者则较多，研究视野的扩大，更促进了他们的研究，大多成为各个研究领域的中坚。如村田亥治郎、藤岛亥治郎、横山秀哉、关口欣也、田中淡等。此外，通过汉和兼治的研究，日本学者在中国建筑史的研究上，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并具有特殊的意义。就大者而言，日本的中国建筑研究本身就早于中国，并对中国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具体而言，日本的中国建筑研究，亦有中国所不及之处，如中国的《营造法式》，梁思成仅注释出版了半部，而日人竹岛卓一却全译通注了整部；中国对自己的宋元禅院及建筑还未来得及展开研究，而日人横山秀哉和关口欣也却从禅宗教义、清规仪式等诸方面，对宋元禅院伽蓝建筑作有一定深度的研究 ；中国对自己某些文献中的建筑内容还未加以重视，而日人田中淡却对《墨子》守城诸篇中的筑城工程内容加以详细剖析研究。密切的关系、丰富的史料，再加上特殊的角度，使得日本成为域外研究中国建筑之最佳者。伊东忠太也看到了这一点：“研究广大中国，不论艺术，不论历史，以日本人当之，皆较适当。日本自古和中国有密切之关系，故理解中国，远胜于欧美人士”(伊东忠太《中国建筑史》)。同样，中国人研究日本建筑，亦有其便利之处。与欧美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相比，日本的研究，也的确算得上是高水平，伊东蔑视欧美早期中国建筑研究的幼稚，谓“往往足喷饭，”亦并非尽是傲慢。然日本并不满足于与欧美相比，他们要与中国学者站在同一水准上来研究中国建筑，田中淡就是这样一位学者，这种追求本身就是一股向上的志气，一种研究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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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对周边相关地区建筑的调查和研究，也可看作是日本建筑史研究的外围内容之一，由此也积累了一定的资料。如藤岛亥治郎的《台湾的建筑》(彰国社，昭和22年)以及田边泰的《琉球建筑》(座右宝刊行会，昭和12年)。尤其是《琉球建筑》一书的资料，收集于二次大战前，而二次大战中，冲绳岛因战火成一片焦士，故此书成为有关冲绳建筑的唯一直接资料。

　　从总体上而言，汉和兼治的研究方法，不仅提高了日本建筑史研究的水平，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建筑史的研究。然日本在研究上也存在着另一种倾向，即忽略历史上日本建筑发展的特殊性以及与其祖型之间联系，而将其视为一封闭系统进行孤立的研究。如此又怎能真正地认识和把握其内涵与实质。孤立地就形式论形式，从来不是史学研究的好方法。如果我们承认东北亚古代建筑的发展，是以中国为核心的整体存在，那么对其中一个部分的研究，若忽视了与整体的关联，就难免会给人以割裂和断章之感，而这种感受，我们在日本建筑史的研究中，时有体会。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多是研究方法上的，然亦有可能是观念上的，也即在研究中带有较浓厚的感情色彩。其表现是．或不愿正视中国建筑的影响，对之避而不谈，或竭力强调日本的因素，在研究中则不免带有某些偏见。足立康的《日本建筑非支那系》一文更是奇谈，其举非主流的民居建筑的日本特征，来否定日本主流建筑的中国特征，实不值一论。历史上直至日本明治维新以前，中曰古代建筑的关系，在总体上，主与从、影响与被影响这一点是明显的史实与公论。中曰关系史研究专家也指出：“离开中国文化，明治以前的日本将没有文化可说，否定中国文化的地位和价值，也就等于否定日本自身的文化价值”。遗憾的是，国内有人却以“文化交流从来都是相互影响的”为依据，提出什么“中日两园的建筑，很难说谁影响谁为主”(《古建园林技术》1986．2)，这就完 全混淆了历史上中曰建筑间的真实关系。其实其关系十分明确．即明治以前，以中国影响日本为主，明治以后，日本则较多地影响了中国。90

　　作为汉文化圈内一员的日本，汉文亦是其治史的基本工具和手段。日本明治以前的主要历史，都是以汉文写成，离开汉文．日本人就不能读他们自己的国史，研究他们自己的古代文化，当然也包括他们的古代建筑。所以说，汉文也是日本治建筑史学者的一项基本功夫。尤其是在战前，日本史学界以不懂汉文为耻。认为无汉语知识者．无论史之资格，一般来说，汉文史料，日本学者加上训点，大都可读，所以甚为便利。建筑史研究的专攻文献者，则更注重汉文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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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建筑史学者，极重视专业与分工，治史者绝少谈史学以外的东西，研究的分工更为细致，一旦确定了研究对象和范围，往往持续数十年而不离研究的主题，于划定的研究范围内精耕细作，这成为日本建筑史研究风气和方法上的一个重要特色。日本建筑史的研究，大体上由纵向的时代与横向的类型，分割成许多较小的研究课题，研究者大多拥有自己的研究专题，其他的研究者．一般不介入别人已选定并进行着的课题范围，而是自己另辟新的研究课题，即使相互研究课题相同，也多在研究手法和对象上有所不同，寻求自己的研究特色。如同样是奈良时代建筑的研究，浅野清重遗构的实证复原，而福山敏男则重文献的考证与分析，二者皆成古代建筑史研究的大家。又如有的研究重历史演变，有的偏构造技术，有的从教义和仪式人手，有的着眼设计规律的探索等等。由此日本建筑史的研究形成了一个细密的网络，其中选择重点课题者及研究卓有成效者．构成了这张网络的主纲。

　　专业分工的细致化，随之也带来了研究选题的生僻和偏小，在相对狭小的领域中，作详实周密的研究，亦可谓小题大作。这种研究确实也进行得深入、具体而透彻，其论文、专著也成为这一方面研究的经典和权威。另一方面．孤立、深入地进行某一专题研究，也易产生见木不见林之弊。故研究分工的细致化，还必须以宏观认识和总体把握为前提。然建筑史研究上选题的小而精，总较阔大稀松、浮光掠影和蜻蜓点水式的所谓研究．更能有效地解决问题。96

　　善于考证，精于推敲，也是日本研究风气与方法上的一个重要特征。历史上日本这个民族即素以细腻和精巧见长。故在研究上，其精力亦多倾注于深究细查之上。这一擅长功夫，在遗构的考证与复原研究上．有充分的运用和发挥，浅野清的奈良时代遗构的复原研究就是一典型之例，所著《法隆寺建筑综观》、《奈良时代建筑的研究》及《古寺解体》等就反映了其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浅野清曾描述过他的遗构复原研究，犹如侦探一样，不放过古建构材及遗迹上的任何一个蛛丝马迹，排除后世屡次修理对原貌的改变，尽可能恢复遗构的真像和原貌。我曾跟随浅野先生调查过日本的一些寺院遗构．其以手指叩木听音，辨别榫卯位置变动的情况，用手抹净构材面上的尘土．以寻找其改造的痕迹等动作．皆让人印象至深。浅野亦因其“对建筑遗构及遗迹实证性研究方法的确立以及其复原研究对建筑史学和关连史学的贡献”而荣获昭和64年日本建筑学会大奖。这种深入而具体的实证研究方法，成为日本建筑研究的一个传统，日本早期建筑的面貌，大都因此而得以较清晰和较准确的认识和把握。所以说，史学的方法尽管会有不断的创新，但考证的方法，依然是最基本的方法，微观而具体的研究，也总是一最有效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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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建筑史学研究，遗构和文献两方面的考证都是缺一不可的。但作为研究者而言，总是有所侧重。而作为整个学界而言，则应全面和平衡。日本在造园史研究上，亦有重遗构样式的所谓“样式派”与重文献考证的所谓“文献派”之分，有学者戏称专注于一派的日本造园史界为“半身不遂”(《庭》19S9年第5期)。

　　日本学者研究的精勤努力，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资料的收集上，求多求全，可谓上天入地，无所不至。这无疑是十分难得的追求。然资料的收集，终是为了分析和解决问题，如若仅满足于资料的排比和数据的罗列．洋洋洒洒的论著中，资料占去大半，而却未提出什么新的观点，那也未必就是什么好的研究。日本的研究确是资料翔实，面面俱到。但在方法上，也存在有某些过分描述的倾向。作为研究应该说更需要的是独立、深刻的见解和自成一家的风格。人云亦云，转述描绘，则难免有错。102

　　古代建筑的尺度设计研究，是研究上的一个重点和难点，对于这类研究，方法与思路尤为重要。近年来日本有不少学者注意这方面的研究，然学界对之却有不同的看法。如注重实证性研究的学者，颇为谨慎，或略持怀疑态度。但无论如何，这项研究当是建筑史研究中所不可缺的一个内容。古代建筑尺度设计方法，最典型的表现即模数制，这是中日古代建筑的共同特征。对模数制形式和规律的摸索和探讨，即是尺度设计研究的中心内容。日本石井邦情、浜岛正士及关口欣也等学者，分别就日本的古代建筑和中世唐样建筑的尺度构成规律及设计手法，作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反复排比实测资料，分析诸尺寸间的关系，试图从中理出头绪，找到其规律和手法，并也提出了若干设想和推测，如大斗法、柱径法、拱长法、椽间距法和开间比例法等等。其基本思路多是在大量实测尺寸中，寻找一尺度构成的基准单位，上述所谓大斗、拱长和橡间距等，即是摸索出的各种不同基准单位。这些无疑都有一定的价值，大丰富了研究的思路。但也应看到，提出的无论哪一种尺度设计法，都不具有相应的普遍性，某些亦无充分的逻辑性。也就是说，建筑尺度的构成规律，至少在一个时期或一个地域应有相应的稳定性和普遍性，并且还应该与建筑结构形式和生产方式之间，具有相应的逻辑关系。而日本关于中世以前建筑的尺度构成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于在大量实测数据中的摸索。而这种摸索又缺少定向性的指导，故往往带有一定的臆度和盲目性。相比较而言，中国因为有了一部《营造法式》，而使得唐宋乃至元明建筑的尺度研究，有了大致的方向，而《清工部营造则例》，又为我们提供了从唐宋至明清建筑尺度构成形式演变和发展的大致轨迹，从而使得尺度构成的研究不致于过分地盲目。然日本古代和中世却没有这样一部专书，这也构成了其研究上的困难之处。鉴于中日古代、中世建筑间的密切关系，以《营造法式》作为日本尺度研究的参照和指导，或也不失为一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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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无序的实测数据，只有在明确的背景和原则的指导和映衬下，才能显现出其有序的规律。但日本的一些研究者，却不愿这样作，尽管《营造法式》在日本已经有了全译通注本。其原因或还在于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还是把中日建筑作为两个孤立的体系来对待。所以不能不说研究方法对研究结果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类似的情况还有，如日本早期在木构建筑研究中，对测绘数据中所反映出来的一些现象及其内涵不可理解，直至与中国建筑建立起联系后，才知道这是中国古建中称作升起、侧脚和生出的做法。若无中国建筑的背景知识，又怎能正确认识和理解诸如升起、侧脚和生出这类现象及其内涵呢?

　　在建筑史的研究上，资料的收集、整理和运用，亦是一重要的环节和不可缺的基础性工作，在这一方面，日本学界作得十分出色，令人赞叹。以遗构研究的基础资料为例，日本先后维修了大量重要的古建筑，其范围主要是列于国宝及重要文化财这二级的遗构(大体类似于我国的全国重点和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遗构维修的最后阶段工作是整理出版一部修理工事报告书。这是一项极有价值的工作。报告书不但追溯了其创立沿革及相关文献史料，更重要的是记录了修理工事的概要及其维修过程上的每一个技术细节，且还收录有修理前后的详细实测图纸及照片以及详尽的实测尺寸数据，为遗构研究提供和保存了最为珍贵、全面的第一手基础资料。经过几十年的古建维修工作．日本现巳建立起一整套由修理工事报告书所构成的基础资料系统。日本文化财委员会又根据修理工事报告书，专编有一套遗构实测图纸，归类编号，成为一套系统、全面的古建筑实测资料档案，并刊印成若干套，分属各有关部门，以供使用，依图纸编号目录，即可查找到所需遗构的实测资料，十分便利。除此之外，日本还由中央公论美术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丁一套《古建筑基础资料集成》，依遗构的类型及时代分为若干册，使用起来亦十分方便。另外，工具书诸如目录、辞典和索引等的齐备，亦是在这方面努力的一个表现。可以说，日本古建筑研究之所以能够进行得如此深入和细致．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第一手基础资料的充足和完善。108

　　中国至今也维修了不少遗构，但仍末建立起一套编集工事报告书的制度，也未整理汇编过较系统和完整的古建筑基础资料集成，这实在是一欠缺之处。我们的古建筑研究要进一步深入细致地进行，整理汇编基础资料的工作势在必行，否则每个研究者都不得不亲自去收集第一手资料，而这往往又是很困难的和不现实的。我们常说，资料并不是学问，而重视资料的汇编与公刊，恰是对研究上交流与合作的鼓励，是对研究的促进和推动。资料无疑对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大量重要资料的保存，也为日本建筑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日本有十分值得自豪的法隆寺建筑，又保留了十余栋在年代上相当于中国唐代的建筑，与宋元年代相当的遗构数量更多。此外，文献史料的保存和收藏亦丰。我们在因古代早期造园史料的缺乏而影响研究的深入进行时，一部《作庭记》(约成立于12世纪)就为日本古代造园史的研究，敞开了大门。日本有了我们所没有的资料，也就容易产生我们所没有的研究成果。所以我们在吸收日本建筑史研究成果的同时，更要去掌握那些重要的基础史料，进行我们自己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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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中国建筑史研究而盲，日本的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不仅是因为有许多资料只有在日本才能看到，日本的研究也有其独到之处，在许多方面更走在中国的前面。对日本研究成果的了解和资料的运用，在国学研究上，历来极受重视：“甚至可以说，不能读日本人的著作．不能充分运用日本的资料。就不能治中国的佛教史、美术史”(梁容若《中日文化交流史论》 p．84)。此虽是强调之说法，然亦有其一定的道理。建筑史研究在性质上也有某些类似之处。语言是吸收域外成果的重要工具．“讲到治国学者外国语的重要性，日本文应占第一位，法俄文次之，英德文又次之，其次才是蒙藏、朝鲜、安南、西夏、突厥、梵文的学习”(同上)。这是以各国的研究成果或保有资料的数量为依据而言的。对于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者而言。日语又何尝不是最为重要的外语语种。

　　中日两国建筑史学界间的相互隔绝，语文文宇的难以勾通是一个很大的原因。中国学者读不懂日本的研究成果，日本也同样如此。在文献阅读上．日本老一辈学者大多能借助点训倒划等方法读懂汉文。而年轻的一代，汉文功底深厚者则十分有限。反观中国的学者．情况应该比日本稍有利一些．不借翻译虽难读懂现代日文，但对日本历史文献的阅读，则障碍不算太大。故这可称是中国学者研究日本古代建筑的一个有利条件。114

　　在中日建筑史的研究上，应该说双方各自都是对方的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然而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上，中国远落后于日本。中曰关系史研究学者指出：“早在百年前，黄遵宪就曾指出中国对日本的研究，落后于日本对中国的研究。时间虽过了一个世纪．这种情况却仍然如此．或者说差距更大了”(汪向荣《中日文化交流史论后记》)。建筑史的研究亦然。我们的研究比起日本来说，确实少得多，在深度及广度上亦不如。此外．双方研究的角度与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中国对日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日建筑的源流关系上，而对日本建筑的本身，则未作更多深入细致的研究。而日本对中国的研究，则相当注重对建筑本身作具体深入的考察和分析。即使在中日建筑关系这一共同课题上，中国的研究亦偏重的是中国建筑对日本的影响以及日本建筑中所保存的中国建筑的成份等；而日本的研究，则更关注的是中国建筑日本化的过程及日本民族特色的发挥。但其中亦表露有不愿溯源、不愿讨论外来影响的倾向。正如中国在研究上亦有执着于“中国固有”观念的倾向。而这种狭隘的民族感情，则会阻碍中日建筑史的研究。据说日人饭田须贺斯所著《中国建筑对日本建筑的影响》一书，在日本学界评价平平，除了其本身的原因以外，或也与其选题不无关系。另外，学者在论述自本古代建筑的独创性时，有的太拘泥于小节，专注于细部和做法的比较。法隆寺建筑的云拱固然独特，完全一样的构件或许不存，但精神和本质上一致以及形式上类似的曲拱在中国汉代曾大量存在，故其影响不言而喻。若从大处着眼，8世纪的法隆寺建筑．其木构整体的精神及作法都是纯粹的中国风范，那么，细部作法还会离得太远吗?其实日本建筑上有更突出和独到的东西，如精神与气质上的韵味和风格，比之于细部做法，更有力量。日本建筑的个性和特色当主要表现在这些大处上。当然由于中日在进行比较研究时，心态各不相同，且研究的角度与立场也有相异之处，这些都会给各自的研究带上相应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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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中日建筑史研究的历程可以看出，作为一门现代学科，中国的建筑史研究在始创阶段，受益于日本甚大，并且影响尤深。前辈梁思成及刘敦桢，均在日本居住和学习过。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实际上也是由伊东、关野二人开始的，他们的研究对中国学者的影响亦大。尤其是在以遗构实测调查为基础的科学的实证性研究方面。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在初期大多沉湎于文献中的寻章摘句，所以日人伊东忠太会提出中国建筑史合作研究的分工建议，即日本人研究遗构，中国人查阅文献(《支那建筑的研究》、《建筑杂志》昭和5年9月)。然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建筑史研究，则必然要将遗构的实证研究作为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正是以梁思成为首的中国学者对山西等地古建遗构的实证性研究，才使得中国人在中国建筑史的研究上得以全面展开。随着2O多年前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中日史学界的关系亦曰趋密切。建筑史研究的交流与合作更显重要。相信这对中日两国建筑史的研究，都是有益的促进和推动。在东亚近代建筑史的研究上．中曰两国已开始携手台作，相信在东亚古代建筑史的研究上，中日两国合作的领域更为广阔，意义也更为重大。一部完整而丰富的东亚古代建筑史，离不开中日两国学界的共同努力和携手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