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时报》总编辑吕朝：慈
善 更是一种权力

>《公益时报》总编辑吕朝：慈善 更是一种权力 0

　　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企业公民工作委员会总干事，《公益时报》总编辑吕朝谈“寻找中国的卡耐基――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143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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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企业公民工作委员会，主要的研究对象是企业，但是为什么要参与针对慈善家个人的评榜？

　　作为国内唯一一家正式注册，致力于“鼓吹”和推动“企业公民”和“企业社会责任”理念普及和实施的专门机构，我们是把企业作为主要的关注对象，但在和很多的国内企业的接触中我们发现,企业是否热心公益,企业的领导者起着关键的作用。（跨国公司一般很容易接受企业公民的概念，他们通常也有系统的公益计划，而国内企业的公益慈善捐助一般是响应国家或领导号召的多，有系统规划的少；针对大灾大难和公共危机的多，日常性的捐助少；带有企业领导人个人色彩和喜好的多，代表企业文化和理念的少……）所以我们认为在中国的现阶段，企业家在公益领域扮演着及其重要的角色。我们这个榜是把捐赠款物的数额作为最重要的考量指标，而由于国企的捐赠很难和企业领导人个人建立直接联系，则我们把更多的目光聚焦在了民营企业家身上。6

　　企业公民工作委员会也会在适当的时机推出中国企业公民的评选，倡导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但目前，现有的企业公民标准都是国外的，其中一些条款并不一定适合中国国情，在国内没有令人信服的企业公民标准的情况下，贸然进行的评选会引起广泛的争议，我们现正在和国内外该领域的一流专家一起进行中国的企业公民标准的课题研究，相信不久将拿出我们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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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为什么要“寻找中国的卡耐基”？

　　这次进行的慈善企业家的排行，虽然我们做了大量的资料搜集和确认工作，但还是可能会有一定遗漏。很多企业家不愿意透露自身所做的慈善事业，还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家是进行匿名捐赠，我们很难拿到100％的捐赠数据，我们也尊重他们的选择。美国《商业周刊》等机构对慈善家的评选也同样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他们在评榜之外会根据其从非公开渠道得到的数据，列出一些所谓“隐身捐赠人”。12

　　我们认为对于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评出一个“慈善座次”并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是想通过这个榜，寻找中国的企业家精神，之所以将其命名为“寻找中国的卡耐基”，其意义也在于此，卡耐基他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散尽家财从事公益，更是由于他提出了一整套的公益理念。他著名的《财富的福音》成为了现代公益理论的经典文献，他指出，富人使用剩余财富的方式有三种：传给家族和子孙；死后才捐给公益组织；由财富的主人在生前就作出安排，用于造福社会公众的事业。他认为第一种选择最不可取，对子孙和国家都不利；第二种选择也不好，因为这并不是最有效的捐助使用方法，不符合基督教义，生前只知道赚钱的人，死后可能会被人刻上这样的墓志铭："拥巨富而死者以耻辱终"；只有第三种选择才是最明智的。如今在西方“即时行善”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比尔·盖茨就是这种观点的忠实执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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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家是有着特殊技能的一群人，他们擅长以最小的投入，创造最大的效益，这正是我们的公益事业急需的能力。聚财是需要技巧的，散财同样也需要技巧。全社会看重的不应只是企业家的钱，更应是发挥企业家的特殊能力为公益事业做贡献。

　　经过几个月艰苦细致的评榜工作，虽然我们的努力方向是拿给公众一个令人信服的榜，但我们内心仍然对寻找榜单背后的企业家精神怀有更大的兴趣。二十多年以来中国的企业家创造了举世震惊的物质财富，但企业家或者说“富人”阶层并没有获得舆论和公众的普遍认同和尊重，这固然和几个富豪的“出事”有关，但其更深层原因恐怕是在贫富差距等社会矛盾加剧的大背景下，社会对作为中坚力量和公众榜样的企业家阶层提出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要求的一种体现。我们的工作只是一种推动“从财富上长出精神”的民间努力而已。18

　　三、 如何把公益捐赠和商业赞助区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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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家做慈善，其捐赠领域很宽泛，除我们列入范围的福利、教育、医疗、环境等领域外，还有诸如文化、体育等，但目前对这些领域的捐赠很难与商业赞助活动严格区分开，我们在对入围企业家捐赠明细的权衡过程中，发现很多企业在体育、文化等公益活动方面投入了较大力量，一般认为，企业赞助体育、文化事业，会感觉有品牌宣传之嫌。就这个问题，专家认为，捐赠分为完全利他的捐赠和互益捐赠，完全利他的捐赠是狭义的公益，互益捐赠则是广义的公益。在目前我国公益事业的发展现状，我们更应该倡导“互益”，尤其对企业来说，如果捐赠既有利于企业本身的形象塑造、品牌宣传，同时又能造福一方，有利于社会文化的建设，何乐而不为呢？而且企业对社会有所贡献，理应得到相应的回报和公众的认可。

　　另外，我们这次排行榜过程中，有些企业家认为，我捐款捐物，就是要尽自己的一点心意，不希望媒体宣传。除此而外，企业家对自己的善举保持低调，还有各种原因，如怕露富、怕其他公益组织来劝募，所以对捐赠数字讳莫如深。对于匿名捐赠、只求尽善心的企业家，我们对其精神表示钦佩，而对于那些因怕露富、怕劝募而“低调”的企业家，我们持有不同看法：企业家做为社会的中坚力量，本身就是公众人物，其一言一行都在吸引媒体及公众的眼球，一味地保持低调，很容易造成来自各方面的猜测，与其这样回避媒体，不如去引导媒体，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传闻。同时，很多企业家已经成为时代楷模和青年榜样，企业家理应通过慈善之举优化自己的形象，发挥自身的榜样作用，而且捐赠本身只会使一少部分人受益，而企业家的公益精神则会影响一代乃至几代人。所以，我们建议，真正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应该站出来，理直气壮地宣传自己善举。24

　　也有一些观点认为企业家捐赠不是发善心，而是炒作，甚至有洗黑钱的嫌疑。我们认为，首先，我们不是执法部门，没有资格去妄加评论；其次，企业家不是政治家，富人不是圣人，捐赠的动机千差万别，但结果只有一个。一位公益界的老前辈曾指出：对于捐赠，我们不必过问动机，只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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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慈善未必是一种义务，但一定是一种权力

　　评榜之初，我们的目的非常单纯，就是要引导社会关注公益、关注慈善，为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摇旗呐喊，带动更多的企业家参与捐赠，我们的着眼点放在“劝募”上。30

　　经过评选，我们受到很大启发，我们一直对企业家呼吁慈善是一种义务，但忽略了一点——慈善也是一种权力。佛家讲人人都可成佛，我们认为人人都有公益心，都有善心善念，都有做慈善的权利，但在我国目前体制下，公益和慈善是处在相对垄断的状态下。我们从一些企业家那里了解到，企业家的慈善意愿并非都能顺利达成，有的企业家认为有些公益组织存在着效率和诚信的问题，如果我不把钱捐给政府或公益组织，而象国外一样放在我自己的基金会来运作则有很多的政策限制，这样他们担心所捐出的钱能否及时真正用到他所捐赠的项目上。另外，我国对于企业捐赠税收上的扶持力度小、配套措施差，公益组织缺乏专业管理人员等也是困扰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因素。好在《基金会管理条例》等一系列新的法律法规的颁布，说明政府和社会各界已充分重视公益事业目前存在的问题，应该说公益事业的春天就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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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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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时报》事业发展部总经理沈晓梅专访

　　沈晓梅：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企业公民工作委员会副总干事，39

　 《公益时报》事业发展部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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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这次的“2004年中国大陆慈善企业家排行榜”出来后，我们看到在胡润的欧洲货币（中国）旁边还有企业公民工作委员会，这个组织大家都还比较陌生，你作为委员会的副总干事，可

不可以介绍一下这个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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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晓梅：企业公民的意思是指把企业设想为一个个人，对社会有索取也有回报，这个词来源于国外，实际上国外的正规企业都有这种概念。捐赠和做慈善仅仅是企业公民组成的金字塔的塔尖，它还包括诚信、员工政策等等各方面的指标，最终综合反映出企业在公民意识上的价值观。

　　中国企业公民工作委员会是民政部批准的，中国社会工作协会设立的专业工作委员会，是一个非营利组织。社会工作协会是民政部主管的专业社团，以公益、福利、优抚事业为主，国内的从事社会工作的团体和个人的权威组织，也是是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的成员，它同时也拥有一些专业委员会，其中部分这些委员会都在国内某一专门自己领域有着行业规则制订者的地位。我们作为其下新设立的委员会，也是也希望能在企业公民领域做到最好的先行者，我们希望能做的很好，但是我们更希望在我们之后有更多的组织参与到这个领域中来，将企业公民的概念在中国推广、普及。我们组织的愿景Vision是：做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最积极的推广者、企业公民范围/标准的标定者和企业从事/进行战略性慈善的最佳咨询者。我们的使命是让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使使社会有一个更加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48

　　通过这个活动——正像我们所讲的，慈善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第一步第一部分——我们首先希望使企业公民的这个概念传达到更多人的耳朵里，让他们听到这种声音开始被大家听到。其实一直以来不论是学术界还是民间都有这方面的呼声，包括一些对财富和资本社会意义的讨论，我们现在做这样一个委员会就是希望能使这些声音更加清晰有力。同时，我们完全相信中国的企业家具备这样的能力和素质，在把企业办好的同时承担社会责任的情况下把企业办好，为“鱼儿们”维护一池清水。通过这次的评榜，我们发现有责任感的企业家数量并不少，我们也希望将他们有责任的一面展现给世人。此外我们也很清楚，仅仅做这些是不够的，一种责任的形成不仅需要舆论和自律，还需要制度、法律，以及市场规则等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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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你认为在现在的经济环境和企业环境中，设立这样的组织是否有些超前？

　　沈晓梅：企业公民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不仅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和市场化要达到一定程度，企业自身的发展也要达到一定水平。如果一个企业没有办法生存，就谈不到兼顾环境、消费者、社区等相关利益人的权益。企业的发展也体现在现代企业制度和管理理念的贯彻上。如果企业不能量入为出，一下子不理性的捐掉上一年收入的一半以上，并不是科学的做法，我们也不提倡。现在中国的整体环境我认为虽然不是最好，但已经具备了企业公民推广的很多条件，国家政策在提倡协调发展，一些规模比较大，运作已经比较规范的企业已经能够达到标准，而且我相信一旦企业公民的标准和榜样树立起来，将会带动更多企业参与进来，包括从而使舆论和政策环境都会有新的改变，这是我们的最终愿望。54

　　另一方面，通过这次评榜，我们了解到看到企业捐赠的一个现象，比如很多企业的捐赠可能就是政府劝募，也有一些企业有做秀的成分，我们认为改善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或者改善企业形象都无可厚非，并且应该作为战略性的慈善的一个部分，但是企业非常关心他们的捐赠效果，但由于各种原因，包括中间机构本身的不透明，制约了捐赠事业的发展。我知道在公益方面做得好的跨国公司里有这样专门的公益事业部，负责挑选战略性公益项目并从头至尾监督捐赠过程，考察捐赠结果，甚至根据他们的捐赠理念评估是否达到的了“助人自助”的目的。如果在今后的捐赠中把注意力更多的集中到捐赠本身上来，对钱怎么用，用的有没有效率关注多一些就更好了。很多企业现在的捐赠额为数不少，一些企业家也已经对捐赠的使用有一些关注，在这种趋势下，我们相信很多企业会愿意多付出一点成本寻求更科学的捐赠管理，将捐赠的效益做到最大化。因此在现阶段，我们认为做这样一个组织是有市场的，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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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这个组织将会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或者产品呢？

　　沈晓梅：委员会将主要是一个研究和咨询机构。目前我们所做的首先是评选，除了现在我们在做的中国大陆慈善家的评选之外，稍后还会做一个中国企业公民的评选。评榜的工作其实包括了建立数据库、进行相关调查、制定标准和后期的数据分析。，这些都是进行企业公民研究的最好机会。此次评选我们就是以这样的程序做下来的，在中国企业公民的评选之前，我们还会专门和相关学术机构合作，设立课题研究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可操作的企业公民标准，作为评选的依据。此外，我们还会做企业责任环境变迁及相关领域的综合调查等项目等等。60

　　作为咨询机构，我们将为企业提供战略性慈善和实现企业公民的策略和方法，这里包括怎样使捐赠项目更有焦点亮点，与公司的企业文化和商业目标有机结合，逐渐形成企业的捐赠公益文化和捐赠品牌；企业与非营利机构达成战略伙伴关系；设计、实施、监督或评估企业的公益项目；制定系统的公关及推广计划等。在公司内部，除了将企业公民融入决策、财务和人力资源等系统外，还可以为员工制定志愿服务义工或捐赠计划，的计划，鼓励员工参与社区建设或帮助公司设计捐赠的决策等，增加公司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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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委员会还将是一个会员制的组织，除了为会员提供咨询服务，我们还为企业会员提供专业的企业公民信息服务和出版物，包括了最新的国内外消息和趋势，业内的综合资料及前沿课题等。我们还将通过各种培训，帮助企业定义、规划和实施企业公民。并且定期将这个领域的思想领袖和实践家集合在一起举办沙龙、年会。此外我们还将组织国内外公益项目的考察等。

　　记者：目前国内还没有这样的机构，你们如何做到刚刚提到的这些服务？是否具备能力？66

　　沈晓梅：国内目前基本上没有同类组织。有一些大型的跨国公关公司提供一些公益方面的服务，但是专业做这件事的组织应该据我所知目前只有我们一家。在国外，其实这样的组织已经很常见，从联合国一级的“全球盟约”、“企业永续发展协会”等，到美国商会下属的一个非营利组织企业公民中心，到英国的咨询机构企业公民公司，道德投资研究服务公司EIRIS等，还有更多的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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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这些国外同类组织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要做好一个这样的组织，对能力和公信力有很高的要求，当然还有资源。公信力的建立需要时间。能力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对这个领域的了解，一个是由谁来做：由于组织本身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在对这个领域的关注之后有了一定的了解，另外专家力量的支持也使得我们更有信心；在有了专业知识积累的前提下，工作的团队显得极为重要，团队的工作意识、敬业精神，以推广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为己任的热情都是必不可少的。资源或者说社会资本是象我们这样的组织赖以生存发展的条件：我们有一定的优势，如政府的支持、媒体的出口、专家的力量、信息渠道的畅通，更重要的是企业资源。通过象这次慈善家排榜及即将推出的企业公民榜，我们可以除积累经验外， 逐步建立企业家网络。

　　作为国内这个领域的先行者，我们的能力和组织的公信力当然不能仅是依靠我们们手里的拿到的这块牌子，更多的来自我们的专业团队和这个领域众多专家的支持。我们相信公众能在我们做的项目中看到我们的努力和实力。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