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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涉及北京、南京、上海、广州、厦门、西安、香港的调查说，在上述中国七大城市中，北京人孝心最强，上海人则最弱。0
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科学系关锐(火旁宣)教授，在正在香港召开的“全球华人孝亲敬老研讨会”上，公布了一份《老、中、青三代在北京、南京、上海、广州、厦门、西安、香港的孝道实践研 144344
究》报告。3
关教授与香港城大高级研究学人张宙桥博士、教授伍锡洪博士，二零零一年成功申请研究经费，在上述七个城市抽取六十岁以上老人，三十至五十九岁中年人、十五至二十九岁青年人三类样本，进行有关孝道的研究，共收回问卷五千五百一十二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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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该研究主要探讨中国的代际关系、孝道概念、安老等三个方面。
在孝道概念方面，该调查侧重研究中国人对父母、祖父母的孝道，以及子女、孙子女对孝道的期望。在十四类八十二个问题的调查中，“期望政府支援长者的”认同度最高，达百分之九十五；其次是“对社会人士照顾父母的认同”和“对长者在居住环境上要沟通”，占百分之八十七；排名第三的是“照顾父母”，占百分之八十五。而只有百分之二的人认为要“照顾父母的心理健康需要”。9
在孝道实践方面，该调查涉及了晚辈对长者行为的六个层面，包括：照顾长者、经济上援助长者、尊敬长者、服从长者、关注长者的爱恶、不时慰问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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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来看，中国人的孝道表现差强人意，其中最好之行为为尊敬长者，最差的是在经济上援助长者。
调查样本显示，南京样本的孝道实践平均值最高，达百分之七十四点八，而上海、广东及香港相对偏低，不到百分之六十。15
当研究人员把不同城市的背景加以统计学的调整后，显示出北京样本对父母的孝道实践分值最高，上海样本分值最低，而香港在“经济上援助长者”一项分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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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认为，道德教育对当地的孝道有明显影响，并以此解释为何北京、南京孝道实践水平较高，且传统多代家庭较为普遍；反之，亦看出上海、广州及香港道德教育相对薄弱。
进一步变量分析显示：中年人的孝道实践较多，因为他(她)们多有年迈的父母健在，社会经历促使其有更丰富的孝道实践技巧。21
另一个具影响性的变量是收入，中等收入阶层较高收入者，更为热衷孝道实践。而多数已婚女士是孝道的忠实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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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心感天动地 四川一女子带着前夫的父母去嫁人
2002年10月14日重阳节这天，在四川德阳市孝城广场，由团省委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十佳孝星”、“百名孝子”评选颁奖典礼正在举行。被评为当代四川“十佳孝星”之一的遂宁市下岗女工陈有菊，28年如一日孝敬前夫父母的事迹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27
丈夫病逝，留下年迈的父母和一双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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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前夫的父母去嫁人
现年52岁的陈有菊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家庭。1968年，她进县丝绢厂当了一名缫丝工，1974年，她与本厂工人蒋光纯恋爱结婚。蒋是家中独子，父母年老体弱。婚后，虽然家境贫寒，但是两人感情笃深，陈有菊除了工作之外还承担起了一切家务，对二位老人更是关怀备至。婆婆王绍华和公公蒋萼楼年老体弱多病，陈有菊在不耽误工作的情况下，对两位老人照顾得特别周到。当时，尽管她每个月只有很少的一点工资，但是天热了，她为老人买来电风扇；天冷了，她早早为老人缝制好棉衣、棉鞋。33
结婚一年以后，陈有菊生下了一对龙凤胎，两个孩子的出世使得他们原本就不宽裕的生活更加拮据，但陈有菊凭着自己的精明能干使全家人的生活过得和睦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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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85年5月，蒋光纯因患坏死性胰腺炎离她而去，留给她的是多病的双亲和年仅10岁的两个孩子。那一年，陈有菊才35岁。
1986年，经人介绍，陈有菊与在电影公司工作的陈德贤结识了。当时，陈有菊把孝敬前夫的父母当作两人结合的唯一条件提了出来，本以为对方会有所顾虑，不料陈德贤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而那时，他自己也有一个年近九旬的父亲。因为双方都有老人要赡养，他们的结合引来了周围许多人的反对，但他们克服重重困难组建起了一个新家庭。从此，陈有菊和陈德贤便开始尽心尽力地照顾三位老人和两个小孩。39
孝心感天动地，婆婆临终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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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会好心有好报”
1988年，蒋光纯的父亲因患脑血栓瘫痪在床，陈有菊一日三餐都做好可口的饭菜送到床前，并且一勺一勺地喂进老人嘴里；她还坚持每天给老人翻身、擦身、换洗衣裤。在陈有菊的精心照料下，老人在床上躺了三个月竟然没有生一个褥疮。而与此同时，陈有菊还要照料同样卧病在床的婆婆、陈德贤的父亲和两个上学的孩子。45
蒋光纯的父亲在临终前已不能说话，老人无法用言语表达自己的感谢，只能对陈有菊伸出大拇指，在他心中有的全是无声的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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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去世后，厂里给了1000多元的抚恤金，陈有菊想到婆婆没有收入又年老多病，便将这些钱全都给了婆婆，然后用自己的积蓄办好了公公的后事。接连遭受丧夫丧子打击的婆婆身体越来越差，经常小便失禁，常常是刚换的床单、衣服转眼又被弄脏，每逢此时陈有菊总是不厌其烦地为她换洗。婆婆由于常年卧病在床导致脊椎变形，天一凉就痛，陈有菊就天天用药酒给老人擦拭。
陈有菊每天往返在家与工厂之间，那时，厂里规定中午只有40分钟吃饭时间，陈有菊总是先回家把老人的饭菜做好，然后自己再拿着饭盒匆匆赶回车间。51
1995年，厂里分了新房，陈有菊给婆婆单独留出一间，还为老人装上了空调，而她自己用的还是老式的电风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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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婆有吃零食的习惯，即使在经济最拮据的时候，老人的床头总是放满了陈有菊为她准备的零食。老人牙不好，喜欢吃细软清淡的食物，她就完全按老人的习惯做饭菜。
2002年初，婆婆再次病危，陈有菊虽然心脏病加重了，但仍然坚持与陈德贤一起日夜守在老人身边。老人去世前的那段时间里，陈有菊更是寸步不离地守在老人身边，照顾老人。临终前，老人用质朴的话语道出了埋在心中多年的感激：“好心有好报，你这么多年对我好，你以后老了，你的儿女也会这样照顾你。”57
从1974年到2002年，整整28年，特别是前夫去世后的17年里，陈有菊始终把公公、婆婆当成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看待，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没有放弃过。每当要出远门的时候，陈有菊总要把老人安顿好才肯离开。婆婆没读过书，说不出什么大道理，但她逢人就说：“有菊是个好人啊！比亲女儿还亲。”陈有菊为了照顾两个毫无血缘关系的老人，几乎倾注了全部的精力，她把微薄的收入都用于给老人治病和买营养品，却从来舍不得在自己身上多花一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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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血缘的孝心激励着后辈
“做人凭良心不需回报”63
陈有菊的事迹感动了许多人，有关部门多次邀请她去做报告，都被她拒绝了，她说：“这些都是我该做的。做人做事要凭良心，不需要什么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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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有菊的事迹深深地影响着这个特殊大家庭的每一个人，晚辈们在她的耳濡目染下深受教育。陈有菊的外孙女在日记中写道：外婆一生的经历告诉我们，“孝顺”不应该只是局限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报答，它应该是一种社会责任，应该是用心、用自己一生的努力去关爱你的长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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