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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血色黄昏》，作家老鬼与母亲杨沫一度决裂。事隔多年，老鬼写下了《母亲杨沫》一书（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讲述了对母亲爱恨交织的复杂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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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生下来就放到农村老家，解放后4岁时才接到北京。虽然只与父母分别了短短4年，却造成了我与父母之间的深深隔膜。我刚到北京，十分淘气，被母亲认为野得要命，她跟父亲合伙，狠狠打了我几次，把我打老实。从那以后，我见了父母像老鼠见了猫，不寒而栗。3
后来，母亲也做了一些改正。我初三毕业前，她花40元为我配了一副无形眼镜，让我应付参军体检。这在当时是一个工人的月工资，全北京佩戴者寥寥无几。为奖励我好好学习，她还给我买了一支很贵的汽枪。但这样的时候很少，更多的是淡漠，是发脾气训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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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2月31日，初三第一学期，我为申请入团，当着团支书张均满的面，用刀割破左手中指，表示决心。当时割得很深，血流如注。回到家后，母亲一边包扎，一边训我：新中国的青年有几个像你这样干的？完全是旧社会封建江湖习气！父亲也痛骂我搞旧社会封建帮会那一套，共产党从来不提倡这个！他还怒目圆睁，冲上来又抽嘴巴，又拿大皮鞋踢。我默默无语，怒视着他们。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气急败坏？那时我已15岁，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含泪给周总理写信，诉说我为申请入团，惨遭父亲毒打，母亲在旁当帮凶，并揭发父亲在家里大搞法西斯独裁、家长制统治。因为我看见过父亲的委任状上写着周恩来的名字，就给他写信，请他严肃处理马建民。
我崇拜解放军，认为《青春之歌》小资产阶级情调太浓，很不好意思母亲写了这种书。9
虽然她很有名，我却羞于向人承认自己是她的儿子。“文革”前，我与母亲的冲突，多是因为我的极左观念造成的。特别是在《青春之歌》成功之后，母亲成为名人，为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做了很多高级衣服，还穿高跟鞋，抹香水。我感到很丢人。因为电影里，只有那些资本家太太，反面人物才这么打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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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文革”之后，经过多年的底层生活，我的思想观念大变，又嫌母亲左了。嫌她思想保守正统，对受苦受难的老百姓缺少同情，文章里总写光明面，套话官话太多。
1976年初，母亲发现我在写《血色黄昏》，表示坚决反对，说我写的这部书稿是“大毒草”，是“控诉无产阶级专政”。为不让我写《血色黄昏》，她唆使父亲偷走了我的手稿。这迫使我不得不靠着自己的记忆，从头开始重写。因为我去信索要手稿并责备他们的偷窃行为，母亲大怒，立刻声明与我断绝一切关系，还四处对人说我是白眼狼，品质恶劣，忘恩负义，不让人理我。15
差不多两年，母亲跟我一点没来往。直到打倒“四人帮”，我考进了北京大学，父母才与我恢复了来往，但我们的思想还是谈不到一块儿。不久，开始批《苦恋》，因为看法不同，我与父母再次发生争论，他们又再次与我断绝关系。母亲甚至还在1979年4月8日给北大中文系写信，就我与外国记者接触，谴责了我一番，要求学校对我严加管教，如仍固执己见，可以给以必要的处分……我对母亲寒透了心。这一次又断绝了很长时间来往。后来经过姐姐徐然的说和，母亲跟我恢复了来往，可裂隙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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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关爱，使我对母亲产生了不满，很少去亲近她。她病了住院也从没主动去看过，不愿讨好她。文革中，她挨了整，我毫不同情，真的认为她腐化堕落了，该整一整。父亲去世后，我帮助她找到了家里一批最值钱的字画，如数交给了她，却不料她完全据为己有，说什么我是第一继承，等我不在了，你们才能继承……我、徐然、青柯都很担心她会与秘书私分了这些字画。
我不得不给她寄去一篇《法制日报》，写信说明孩子与她一样有权同时继承父亲的遗产，不存在谁先谁后。她当时在珠海，看完了信，气得满脸通红，大发雷霆，骂我贪婪，白眼狼，父亲刚死就与她争父亲的遗产……徐然告诉我后，我自然恼怒，决定采取行动，把那批字画再偷回来。21
———谁叫你们过去偷我手稿的？这是一报还一报。自母亲去珠海后，秘书把母亲小红楼的卧室大门和大衣柜全都贴上了封条。一般都是单位办公室里逢年过节才贴封条，哪有在家里贴的？封条对贼根本不起作用，其主要用意是威吓我们几个孩子，显示他凌驾在我们孩子之上。我不反抗一下，也不甘心。1986年1月某天深夜，我开摩托车到小红楼，从门上的窗户钻进母亲的房间，撬开她的大衣柜，寻找字画。翻了半天也没找到，只好偷了她的一个照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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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不是好儿子，可是在我的内心深处，对母亲还是依恋的。理智告诉我，她还是值得尊敬的！
我的书《血色黄昏》1987年底出版，获得很大反响。王蒙对她说，你儿子炸了一颗原子弹。冯牧为这本书热情奔走，还批评了评论界。27
———这一切对她有所触动。她开始承认了我，改变了对这本书的态度。当有人说《血色黄昏》粗糙时，她还挺身而出替这本书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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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八十年代末，母亲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我们的共同语言大大增多，她常常来电话，关心我的处境。在那个难忘的夜晚，她数次给我家打电话，询问我的下落，为我担心……我们彻底消除了前嫌。我去美国布朗大学做了访问学者之后，母亲给我写了很多信，毕生中这是母亲与我通信最勤的一个阶段。这时候母亲已年近八十，其中有的信，字迹歪歪扭扭，很难辨认，是她在重病中所写。
据徐然姐姐和李叔叔说：母亲病重昏迷期间，除了念叨妹妹白杨外，还常常念叨着我，清醒时总问：小波回来没有？她走后，我把她的小骨灰盒放在床头，夜夜伴随着自己。我把母亲的照片挂放在各个房间，多多益善。使我在任何一间房里，任何一个地点都能看见她。母亲的几块骨骸就放在一个小鼻烟盒里，去美国打工时也陪着我，放在枕旁。33
（王宝梅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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