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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本报记者王晓溪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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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要有平常心才好，我没有想把一部电影与伟大崇高联系在一起”3
■“我始终觉得内心有个伤口没有愈合，于是跟自己较劲就成了一种态度”■本版漫画选自《斯坦伯格漫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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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无极》正式公映的日子。前天，它获得了美国第63届金球奖最佳外语片的提名。与它的曝光率相伴随的是一场场“暗战”与“明斗”，而且，随着普通观众买票进入影院，“战斗”的规模还有可能扩大。《无极》“无所不用其极”的宣传手段为陈凯歌带来了什么？他为什么容忍不了一个对《无极》票房的假设而当众失态？他究竟是怎样一种性格、对自我有着怎样的认定与期许？成年陈凯歌给出的答案，多半与少年陈凯歌相关。自少年时代起，他就在人生的天平上，不断堆加着紧张的砝码。他懂得，艺术不是为了赢，也懂得平常心的分量，但是，他终究不能控制自己对胜利的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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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圣贤，听见别人说我不好，我也会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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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无极》筹备上映这段时间，您有没有给自己很大压力？
陈凯歌：其实临近上映我已经觉得不紧张了，你看我天天在这开会熬夜，是因为我是个细节完美主义者，我在研究开幕式，尽管我们请来了超女的导演，是非常有经验的电视导演，但我还是要参与，甚至一个灯泡，我都要过问。15
记者：那在拍电影时，是否你也是事必躬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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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歌：是，我管得比较细，这似乎不是一个统帅需要做的事情，但我就是放不下。我确实有压力，我不是圣贤，我还不会通透，但我认为没有压力就没有生活情趣，就像不知道难受的滋味，也就不能理解快乐，这是我的宿命。所以虽然拍电影辛苦，自己活得也辛苦，但我没有怨言，比如母鸡下蛋其实很难，但不影响大家吃鸡蛋时的心情，辛苦是该当的，我对电影是诚心诚意的。
记者：那天的发布会上，有个记者问到您“如果《无极》票房惨败，会不会影响到您的尊严”这个问题，让您很愤怒，并且表露了出来，您这种非常态的反应，是不是说明您太紧张《无极》的命运了？21
陈凯歌：我不是圣贤，听见别人说我不好，我也会生气，但我的心里是平稳的。当时我就是觉得这个问题是有点故意，电影还未上映，说票房惨败，不就是等同于孩子没满月，问他夭折了怎么办？我觉得这是对《无极》的不尊重。我常告诫自己要闻过则喜，但没办法，我还是有点冲动地表现了我的不高兴，但我觉得是完全有道理的。我是一个喜欢说真话的导演，媒体在看片后可以不喜欢，可以说出来，但这种问题在离《无极》还有几天就上映的时候问出来，我无法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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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她也许只是想关心一下您对于票房的预期。
陈凯歌：其实对于《无极》，我觉得大家都要有平常心才好，我没有想把一部电影与伟大崇高联系在一起，电影只有在常态中才能正常发展。目前国内的大片刚处于起步阶段，难免会有缺失。但对于这部影片，我们能做的都做了，能想的也都想了，只希望我们的观众能支持我们的电影，希望团结起媒体的力量来为中国电影推波助澜，要知道，在中国拍电影真是太难了，艰难得让人不由得感叹。27
记者：《无极》难免遭遇各种品评，您对观众有什么期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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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歌：我们到饭馆吃饭，不会说把营养单给我拿来，人们通常还是关心色香味这种感官刺激，电影也如此，但通常要有些养分，不同的观众吃到不同的养分，对电影的领悟能力、喜好厌恶程度也不可能划一。有意思的是，知识分子往往对于视听有一些怀疑的态度，他们觉得好的美的东西后面有陷阱，就好像我们在美国的朋友明明知道中国菜好吃、色香味俱全，却偏偏要吃埃塞俄比亚的味道不好的饭菜，他们觉得那里面有营养。目前中国人的审美还没有达到多元化，但我相信观众对于《无极》是有消化能力的。
记者：对影片上映后的一切褒贬都有了心理准备？33
陈凯歌：其实我对别人怎么看我这点很迟钝，像陈红跟我说你忘了当初人家怎么骂你那个《荆轲刺秦王》了？我说还真不记得了，只记得有人最近给我打电话，说祝贺我拍了一部伟大的电影，我说哪部啊，《无极》还没上呢啊？他们说《荆轲刺秦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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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以往您怎样看待失败呢？
陈凯歌：我是一个不善辩解的人，因为我知道一个道理———你就算浑身是嘴能跟谁说去？对于失败，我也不辩解。大家都说我最失败的是在《霸王别姬》之后拍了《风月》，但当时我一直告诉自己要居安思危，尤其是在拿了金棕榈后，但我认为这失败似乎是冥冥中的事情，不是我自己能掌握的。但是，我拍的每部电影都是我诚心诚意的作品。39
■把我定位为哲学家，我有种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感觉42
记者：《无极》听着有点玄虚的感觉，让人想到它是不是一部很玄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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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歌：这名字是我起的，但你千万别把《无极》想象成老子的道家学说，其实它就是指无限的可能性。这部电影也是一个娱乐爱情大片，讲的是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之间的故事，为人们在这个生活得很辛苦的年代里，提供一次共同感受情怀的机会，在黑暗中消磨一些孤独感。
记者：在大家眼中，您总是会让一部影片承担特别多的哲学思想，看来《无极》也并没有例外。48
陈凯歌：人们特别容易把世界上的人分类别，比如某某人是足球明星、某某人是哲学家，而把我就称作是哲学的导演，但这是某种程度的误解，你看我的学历，怎么能看出我是哲学家呢？我小学毕业，刚上初中没多久就插队去了，然后又上了不需要理科知识的电影学院。我不认为自己是外界评说的哲学家、思想家、知识分子，什么是思想家？钱钟书、鲁迅那样的人才是呢，思想家的生命就是用来思考的。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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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大家对您的哲学家印象似乎从你们那次同学聚会开始，当时大家都表现得极为活泼好玩，而您却是一脸严肃地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陈凯歌：那是你们不懂我们这些人，我那哪是严肃啊。54
记者：您不喜欢这些“高人一等”的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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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歌：有些无奈，并且暗自窃笑。说起来，把我定位为哲学家，我的大学同学肯定也会笑的：“陈凯歌居然成了哲学家了”，我有种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感觉。其实我反倒是个做事很冲动的人，记得父亲在世时，一次我借了空军一辆车去看父亲，但那保安很可恶，欺负我们的小司机，当时有六七个人，我看不下去了，就和他们动了手。
记者：那是您什么时候？60
陈凯歌：那时候，有40岁了。现在遇到看不惯的，我也跟人家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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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可是拍电影呢，难道您凭借的也是这种冲动而不是理性？
陈凯歌：我觉得感性是拍电影的一种禀赋，拍电影是不需要理性计算的，这与我的经历有关。我在插队时看到的人和事，都是很直接的。其实一个作品的价值不是体现在认知上，而是体现在感知上，看到一幅画，你首先想到的应是它给你的感觉，而不是这幅画是由哪位画家、在何种情况、以何种手段画的，好的作品一定是元气淋漓的，一定是一击打中的，是说不出缘故的。66
记者：您一直在强调《无极》是部娱乐电影，但总不希望被人说“没思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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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歌：娱乐的背后就是思想，没有思想，娱乐是不会产生的，思想是娱乐的发动机。
■我从小就特别求好，内心深处一直有紧张感72
记者：既然您不认为自己是个哲学家，你对自己作为一个导演的定位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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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歌：我想自己是个挺上心的导演。我这个人很紧张，很较劲，陈红经常跟我说要有种游戏心态，要学会放松，但是我的较劲是种人生态度，她说的游戏心理是种人生看法，不好说看法就能改变态度。
记者：为什么会活得很紧张呢？78
陈凯歌：这可能跟小时的生活有关吧。小时候，尽管我的父亲是个导演，但房子很小，母亲长年生病，我每天都要蹑手蹑脚地走路，惟恐吵到她，所以我从小心里就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然后又赶上“文革”，去了农村，虽然是干体力活儿，大口吃饭，但是我始终觉得内心有个伤口没有愈合。于是跟自己较劲就成了一种态度。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跟我说：“这人世间最昂贵的就是时间，可是你为拍《无极》却敢花三年时间，你一定是疯了。”但我觉得，这三年我拍《无极》，时间过得非常快，这样的忙碌不停让我充实了自己的生活，觉得人活着有意义，虽然现在“活得有意义”基本上已经没人再说了。但我总觉得，很多年后，人们会有一种重新活过来的感觉，人们会发现，人得活得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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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看来生活的背景对您影响真的很大，使您从小就给了自己特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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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歌：是，我从小就特别求好，现在我的外甥让我看他的作文《春游卢沟桥》，里面说：“卢沟桥上主要都是石狮，其他我就不介绍了。”我说你这是作文吗？我小学三年级时，作文就已经是范文在全校读了。我考初中填志愿，老师说我要是一个没考上，就都别想上了，因为我填的是四中，八中和13中，结果我以208分考上了四中，其中8分是卷面整洁分。上了四中后，又在班上要争第一。可见我给自己多大的压力。后来没上多久，就赶上“文革”，去云南插队，母亲给我带了10筒美加净牙膏，我一看眼泪就下来了，10筒牙膏，你明白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我的父母已经做好我回不来的准备了。我在云南八年只回了北京两次，所有的这些生活一直让我的内心深处有紧张感。
记者：看《少年凯歌》的时候，确实感觉到一种低沉迷茫的情绪，那种情绪不是今天的一般逻辑所能理解的，所以，你们的紧张感似乎属于一个时代。87
陈凯歌：当时很多人是回不来的，是真的回不来了，书里提到的我的一个特别要好的中学同学就在上山下乡中死去了，才17岁，他死的时候还念念不忘把小报刊登出来，他太年轻了，想不到死亡，想到的却是这些事情。所以在书中，我写下“我们失败，他死了”这些我所不能忘怀的经历和画面，这些失败感使得我们这一代人面对悲苦有一种特别的反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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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毕竟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过去的伤痛是不是渐渐淡漠了？
陈凯歌：我觉得困苦会一直存在的，人们总是耻于说朴实的价值，对于幻灭的、破碎的东西也不再有信心。但我认为人活着得有希望，看不到希望是不真实的，没有希望的生命也是廉价的。电影如同宗教，给人以一些希望，比如，程蝶衣是我的一种寄托，无论世界怎样旋转，他坚守的是自己的内心，为此而人戏不分，他忘不了自己的命，最终成全了自己，赐自己一死；而昆仑则代表了非常理想的人类，眼神清澈，不懂得世间的恶毒肮脏，他是随着社会文明发展的同时，变得越来越罕见的一族；其实我对生命是非常乐观的，我留下希望，你可以发现，我所有的电影不管结局是喜还是悲，结尾音乐都很雄壮。人生短短几十年，稍纵即逝，如同烟火，但那烟火绽放在天空时还是非常壮观的，我们有限的生命在某些时刻就如烟火那般灿烂。93
记者：拍《无极》给了您幸福？您认为什么是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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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歌：拍《无极》让我体验到了幸福，它让我想起了自己小时候，那时我下课后走出校门，常决定不坐车回家，而是走着，那时北京的初冬，会让人闻到烟火气息，可以看到挂在天空的一弯月亮，会感到非常幸福。我认为幸福是无端的，是不能准备的，就在那会心的时候，幸福就油然而生。我觉得看《无极》时就是这样，有那会心的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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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在自己的生活中也会感悟到“无限的可能性”？
陈凯歌：小时候的记忆其实挺难改的，在我心里我总也是一个插队的知青。我时常觉得奇怪，你说我，一个插队的，当时在城里都没有人正眼看我，现在居然有人找我签名。我就老提醒自己，千万不能把给人签字当成习惯。我还时常感慨，比如说现在我家很大，我就总想，要是我妈能住在这房子里多好，我还想当时我妈去医院要是像现在一样有车送多好，现在用车多简单啊，想到这些，我心里就会很酸楚。102
记者：一想到过去，难免触景生情。105
陈凯歌：一次日本NHK给我拍纪录片，他们说去我小时住的新街口的家看一下，结果我们到那，老房子都没了，我突然发现以前住的四合院里的影壁完好无毁地保存着，我当时就心酸起来。那是我每天进出家门时都要看到的啊，我从小对北京的美特有感觉，我有中轴线的概念，我能理解老北京的房子为什么是那么盖的……我特别不能接受把四合院给拆了，我对北京的变化就不能理性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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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有10个大片导演，那情形就会不一样
记者：上周，青年宫影院重新放映了《霸王别姬》，很让人感慨。111
陈凯歌：《霸王别姬》和《无极》一样，拍摄时都遭受了很多挫折，我想它要是没有在戛纳拿回金棕榈，恐怕是不会在内地上映的。在没宣传的情况下，根据统计有110万人次看了这部电影，当时的票价是4元一张，如果以现在的票价40元来计算，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盛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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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当时，可以算是票房奇迹了。
陈凯歌：对，但那时没有好莱坞电影，现在观众不仅可以看到西方电影，甚至是可全球统一时间观看到，也是因为这些，说起来我才有想拍部大片的想法。117
记者：要以中国的大片来对抗好莱坞大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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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歌：一定意义上说，大片正在成为某种时尚，在美国，大片会推动音像、特技等各方面的发展，因此大片才会越来越多，小片越来越少，这已经是一根工业链条。我认为如果中国自己的大片市场份额不扩大，会出现危机。所以我们应有信心把自己的这个市场做大做强。这样的话，市场有了，才会容纳不同类型的电影。我举一个不一定贴切的例子，美国偏僻的中西小镇上，看不到太穷的人，但是在纽约，却有富人，也有无家可归的人，这是为什么？因为它具备了包容的能力。
记者：但一个现实问题是，在中国，能获得这么大投资的导演只是个别几个，目前大部分导演是没有机会拍摄大片的。123
陈凯歌：当然，像你说的这种现实情况是很尖锐的问题，但我希望可以有更多这样的导演，比如有10个导演，那情形就会不一样。中国是沿袭俄罗斯的那种导演中心制，导演本人通常以艺术家自诩，但国外导演，像吕克·贝松、迈克尔·贝，他们不会觉得自己是艺术家，迈克尔·贝是做广告出身，一开始做导演就看准市场。我希望中国以后会多些熟悉广告的年轻导演，他们在观念上更年轻，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现在是个求变图存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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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这是否意味着您以后就不打算拍小片了？
陈凯歌：我还真不是这样，我拍片主要还是看能否打动自己。另外，《无极2》是不会拍的，我没觉得有这个必要。129
记者：您自己这么要强，怎么去要求孩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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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歌：时代不同了，我不要求孩子上学成绩要考第一名，对于他们长大想做什么我也不会勉强，我认为孩子在上大学之前就是玩。现在的孩子太辛苦了，明明是小树苗，但在家长老师眼中，已经被打成大立柜了，要怎么发展，他们已经给孩子开始计划上了。我大儿子8岁，小儿子5岁，大儿子的书包有9公斤重，这些我都无力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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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为什么不要求他们考第一了？
陈凯歌：陈红从孩子上学第一天就跟他说不用考第一，我认为这和陈红的学习经历有关，我没反对，采取了附和的态度，我觉得过得去就行了。我们的少年是失败的，那些困苦的经历影响了我的作品，我不希望孩子也有这样的心态。我唯一要求孩子们的是要坦白地生活，做了天大的错事都不能撒谎。还有，我心中始终过不去的一个情结就是我和我父亲。我的大儿子长得特像我，我跟他说等他13岁时，拍爸爸和爷爷的故事，他非常兴奋，盼望着这天的到来。不过，我不知道这部片子能不能顺利投拍。138
■采访手记141
■他怀抱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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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岁月中行走
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一定有一个清澈的湖泊，偏执地映衬着自己真实的样子。所以，纵然导演陈凯歌在公众的眼中，是如何的凛然、威严，伴随他的背景是如何的灯火闪耀、富丽辉煌，其实他的内心里记住的是少年时的自己。那少年凯歌看到了天上的一弯新月、闻到了冬天烟火的气息，便欣然穿越校门，呼吸在这平实的凡间生活的氛围中，静静地走回家门。是的，纵然他拍了魔幻的《无极》，纵然他远在银幕之外严肃着、慷慨着，但通过陈凯歌的诉说，可以感觉到他那高大的身形，其实是流连于北京冬日特有的烟火气息之中的。147
12月9日，晚上11点，陈凯歌设在北影厂的临时工作室内灯火通明，此时距离《无极》12日的首映礼不到60个小时，距离15日的正式上映已不到一周。屋内的工作人员川流不息地忙乱着，陈凯歌和陈红一边匆匆地处理着事情，一边在桌子一角狼吞虎咽地吃着几个从外面买来的包子。啃着包子的陈凯歌和《无极》之间似乎形成了一种现实与虚幻的对比，就像哲学家出现在世俗之中的时候总有点令人惊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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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整个采访过程中，陈凯歌似乎都在试图颠覆那个公众形象中的凯歌，那个被归于深沉、哲学一类的凯歌，他反复地提起自己过去的岁月，回忆里有母亲生病时他作为小孩子心中压着的沉重，有作为四中学生时他的争强好胜，有在知青时代写下的“我们失败了，他死了”的伤感。他用话语把自己描述为一个感性的人，虽然有着很多的思想，但他同样看不透为什么陈凯歌就拥有了今天的命运。他站在人群里的时候其实与我们一样，也在回想着从前的自己怎么就长成了现在的样子。
那日的采访，陈凯歌想表露得快乐一些、“非哲学”一些，他燃起一支烟，但是并没有陷入烟雾中，他的表情不浓不淡，有时候笑着，有时候沉着，我们就这样散散漫漫地共同进入了他的记忆之门，在其间走走停停，并没有刻意地谈论《无极》。153
但是，如果《无极》按照陈凯歌的释析代表了“人生无限的可能性”，那它恰恰成为了这场谈话内容的最好注解———陈凯歌其实是无边界的，他可以走在纽约的大道上，但内心眷顾的却是北京城里的寻常巷陌；他可以是一名忧郁的思想者，也可以是一名快乐的普通人；他可以是与世界尖锐作对的程蝶衣、也可以是懵懂善良的昆仑，或者，他还是那个捧着十筒牙膏去了云南的少年凯歌，始终带着伤痛在岁月中行走，走成了今日桀骜的陈凯歌。只是，他所说的心底的伤痕不知最终愈合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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