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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的科举文化的影响下，古时候家族里要是能够出一名进士，那是何等的荣耀，光宗耀祖不说，他的名字更是在自己的族群里流芳百世，以至于几百年以后他的名字还会被后人念叨。这不仅因为他能够从千万人中脱颖而出，学识水平相当的了不得，更是他本人以及所有与他有关联的人“鸡犬升天”，向上流动的开始。 183336
社会制度和环境给我们的生活、工作、学习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但传统的思想观念仍然束缚着人们，不管是在社会资源丰富还是匮乏的年代，接受良好的教育是大多数人能够走向成功的稳妥而又为数不多的道路。特别是对那些出身贫寒的人来说，也只有教育能够帮助他摆脱命运。3
事实上，几千年来我们的教育都是为了培养精英阶层的，只有那些最为优秀的一部分人才能获得成功。西方的教育亦是如此，综观欧美教育发达的国家，尽管他们的大学林立，但大多数的学校并没有什么严格的入学条件，也就是说你只要想读，都可以申请入学，修读学位，而那些最高水平的高等学府对于入学者的条件却是相当的严厉，名额又是极其“吝啬”的。一百多年前的麻省理工每年招收学生七八百人，而如今也只不过千把；法国著名的巴黎高师每年只从几千名申请者中选取二三百名。这些学校相比较中国现在的大学，简直是大巫见小巫，甚至还不如我们的一个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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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大学教育在一开始也是沿袭这样的模式，然而2003年高校扩招的行政命令将其发展引向了异端。几年间，中国大学在校人数一下子翻了几番，博士人数甚至已经达到美国的规模。“大跃进”似的“造人才运动”，让原本在几年前还颇为稀罕的本科生到处可见。2003年是中国高校扩招后第一届本科生毕业的年份，全国共有280万高校毕业生，其中212万人涌入了就业市场。2002年7月份，全国待就业毕业生为50万人，2003年7月份达到70万人。2004年中国高校毕业生将达到280万人；到2005年，进入就业市场的高校毕业生就是340万。
如果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和地域之间的差异能够达到欧美的水平的话，就业市场“消化”这样规模的毕业生数量并不在话下，问题是中国的这些高学历就业人口大量涌向东部发达城市。“人才高地”的现象让北大、清华、交大、复旦的毕业生也失去了身价。我们一边在感慨，清华北大的学生，毕业后串糖葫芦，卖猪肉，一边把责任推向社会和他们自己。校方和就业部门一再叮嘱“毕业生要放低自己的身价”，却很少考虑自己应该进行的政策调整。教育产业化，导致学费20年暴涨25倍，学校俨如企业；无视中国市场的实际情况和国家发展的状况，盲目地扩大招生，给我们的学生和家庭带来无尽的痛苦。政府的作为与不作为是我们在市场经济时期经常讨论的话题，实际上在某些领域，政府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却横加干涉，随着经济发展的深化，反而有过之而无不及。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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