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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何教育改革都不可能脱离它赖以生存的系统0
李培美:李博士,您好。千言万语,思之再三,仍难以理出头绪,只好把我的困惑提出来,与您直接对话。首先一个问题就是“怎样从国情出发”,具体地说,幼儿教育应该顾及的国情是什么?怎样理解“有中国特色”?“有出国特色”是否适用于教育领域?为什么分科教学被围剿得体无完肤,却依然是汪洋大海?是淘汰它还是改造它?28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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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您提的这些问题可谓一针见血,触及到了我国幼教改革的根本毛病。何谓国情?我们的国情是什么?怎样从国情出发?这是我们在推行任何改革措施之前都必须思考清楚的问题。如果改革不从国情出发,不能与国情紧密结合,那就免不了东施效颦、邯郸学步,我们在对待分科教学这个问题上就犯了这样的错误。改革一开始,我们几乎是全盘否定了分科教学思想,将其批得一无是处。随后又进行了长期的综合(主题)教学改革,试图以此取代分科教学。但事实是,时至今日分科教学的灵魂仍在中国大地上徘徊,它仍然是大多数幼教工作者手中用惯了的拐棍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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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美: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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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究其原因,是我们的改革未能充分考虑国情这一关键因素。生态系统学理论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教育改革措施都不可能离开它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而起作用,这其中就包括国情这一宏系统。我国幼教方面的基本国情是:大多数幼儿园教师是按照前苏联的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他们头脑中的基本教学理念、实际教学技巧大多以分科教学为主,而且大多数幼儿园教师只是中等幼儿师范毕业水平,缺乏推行综合(主题)教学所必需的文化素质要求,传统的教育价值观以及当前被人为炒热的超前教育观又使大多数家长偏重幼儿学科能力的培养,等等。如果不能对这些宏系统(社会大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配套改革,那么仅对幼儿园课程这一微系统进行手术就难免是徒劳无功甚至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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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美:那么,当前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分科教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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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我想我们应该辨证地并且是非常现实地看待分科教学问题。世上并不存在完美天缺的教育理论,我们不能因为追求理想或完美的课程而左右摇摆、朝三暮四。余碧君在《幼儿教育》杂志2000年第11期上发表的《课程中的问题》一文中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国学前教育课程发展的四大致命伤,即“朝令夕改、盲目替换、小学化倾向、舍近求远”。其实,表面的课程问题实质上是政策和管理的问题,是我们这种落后的却仍在实行的由上而下的管理体制以及大一统的政策导向系统的问题。不可否认,教育部门在推荐或推行某一新的教育方案时,其初衷是好的,但最终结果却往往事与愿违,原因也许就在于我们的决策者缺乏对当前国情的充分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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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认为,现阶段分科教学仍有其可取之处,因为它较符合我国广大农衬和中小城镇幼儿园的现实需要。教师在分科教学理论、方法和技巧方面有一定的准备,实际教学时比较得心应手。在我看来,分科教学和综合教学就好比是走路与跑步的关系,如果还没有学会走就想学跑,那最终结果很可能是要爬着回家了。所以,目前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分科教学的优势。当然,在大中城市有条件的幼儿园,可以推行综合(主题)教学,甚至可以进行各种教改实验,例如瑞吉欧教育经验及其方案教学,等等,但千万要避免重蹈一实验就成功、一推行就不通的覆辙。在决定推行某一种教育方案之前,一定要充分考虑国情和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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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越是民族性的,越具有世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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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美:我也发现,现在很多年轻教师不但不能顺利开展综合(主题)教学,而且连原来较为熟稔的分科教学也日渐生疏。这真是跑没学会,连走都忘记了。因此,我想请您谈谈如何对待继承与引进的问题,是不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有句话说“越是民族性的,越具有世界性”,这对幼教改革有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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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外国的月亮圆不圆?出去看看就知道了。不可否认,当前国内幼教界有一些人有一种盲目崇洋的心理,以为外国的东西就一定是先进的。例如,时下颇为流行的到美国去学习所谓正宗的蒙台梭利教学法。但事实上蒙台梭利是意大利人,她的新教育思想与当初美国盛极一时的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是格格不入的,她的真正继承者在欧洲而不在美国。又例如,近年来美国非常推崇的瑞吉欧·爱米里亚教学法,其实也是源于意大利,其中的方案教学法(又称项目活动教学法)也不是美国人独创的。“越是民族性的,越具有世界性”这句话非常有道理。意大利的幼教就是因为自蒙台梭利以来的近百年里一直坚持自己的民族和文化特色,才有了今天令美国人折服的成就,连世界著名学前教育专家莉莲·凯茨教授都曾先后数次到意大利“西天取经”。瑞吉欧·爱米里亚教学法的创造者们正是因为很好地继承发掘了本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和艺术传承,并在近半个世纪的探索中一直坚持自己的民族性、地域性,而最终得到了世人的赞许。试想,如果他们也崇洋媚外、追风赶潮,又怎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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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美:看来,我们也不应该轻易放弃多年来的教学法研究,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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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是的。我国幼教界在吸收借鉴前苏联理论与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近半个世纪的教学法研究确有不少精华。我们不应妄自菲薄,失去自我,放弃传承。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过去被美国人捧上了天,每所大学的儿童心理学课必讲皮亚杰,可皮亚杰是瑞士人,他的著作大多是用法文写的。现在美国人又发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与皮亚杰有过激烈交锋的维果斯基,于是他们就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大谈特谈维果斯基。孰不知,维果斯基已去世近70年,以他为代表的维列鲁学派理论早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已达半个世纪。可惜的是,我们不能坚持和发掘这一理论,而是跟在人家的后边追赶所谓的潮流,到头来连自己原有的精华都丢掉了。现在,国内幼教工作者耳熟能详的最近发展区理论被美国人炒得火热,骄傲的美国人以为自己是最了解维果斯基的。我们中的有些人是不是还要赶去美国学习维果斯基的教育理论呢?以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为代表的前苏联教育理论早已在我国幼教界得到普及和运用,我们的第一部《幼儿园教学大纲》就是在吸收借鉴前苏联的理论、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过去因为种种原因我们放弃了《幼儿园教学大纲》这种以最近发展区理论为基本依据的做法,现在看来是走了弯路。好在我们迷途知返,据了解正在拟定的新版《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仍然体现了这一思想。还是那句话:“越是民族性的,越具有世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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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由教育观念转化为教学实践是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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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美:20世纪80年代以来,幼教界从国外引进了许多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但其中有一些是昙花一现,有一些则几起几落难以推行,有的虽被接受下来但往往走了样、串了味,在中国推行新的教育思想或是转变一种教育观念为什么会那样困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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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这个问题可算是当今中国幼教界面临的一道难解的哥德巴赫猜想。在试图解答这个猜想之前,我想请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依你所见,每一个教师自身的教育观念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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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美:依我个人经验来看,每个教师的教育观念其实是社会、文化、教育和个人经历等多方面因素经过长期交互作用而形成的,是一种时间的沉淀物。比如,我当年读幼师时学的是前苏联的东西,以分科教学为主,所以这30年来虽说我也接触了许多新思想新观念,但我基本的教育观念或者说习惯性思维还是以分科教学为基础的。可以说,最初所受的专业教育对我的教育观念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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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我想大多数老师的情况都类似于你。研究表明,教师教育观念的形成是一个漫长而又曲折、复杂且艰难的过程。教师在最初几年里所受的专业教育或培训及其相应的实践经历,奠定了其教育观念体系中的基本框架,即教师经常用来指导其实践的个人实用理论(PersonalPracticalKnowledge,简称PPK)框架。这个PPK框架一旦建成,就会形成一股强大的惯性和吸力,它不但很难被改变,而旦还会像宇宙黑洞一样将后来的新理论、新方法“吸入”自己的体内,使这种新理论、新方法的特性产生不同的变异,这就是教育心理学所讲的同化作用。例如,香港有的幼稚园自称成功推行了项目活动教学法(内地称“方案教学法”),请我去观摩。我去做了一周时间的观察后发现,原来他们已经将其改变成了由教师主导一切的传统的主题教学活动。看来一种新观念新方法的推行需要时间、环境、资源以及良好的培训体系等来配合,否则就难以内比为教师的个人实用理论(P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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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美:那么,环境、资源、培训等方面如何配合才能使教师的观念转变收到实效,以克服现在常见的“学的是新套,做的是旧套”现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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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环境和资源方面的问题我们以后再讨论,先来讨论最关键的培训问题。我认为,当前我们的师资培养和培训面临着重大危机,存在着非常明显的三重三轻现象,即重理论轻实践,重技巧轻观念,重学历教育轻实际能力培养。主要表现为:幼师或高师的专业理论课程多空洞无物,从理论到理论,较少关注实际问题;幼师的专业课程则过分强调音乐、舞蹈、美术等方面的技能技巧,缺乏对教育观念的足够关注;各级成人教育机构对学历教育热情有加,而对如何保证教育质量,真正提高教师的实际能力关注不多,等等,产生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幼师、高师这两个五十年来原本合理的层次架构现在已经不合时宜,急需根据当前社会发展需要进行重整,一是幼师、高师课程设计还停留在前苏联的理论模式上,教育思想和课程内容严重滞后于时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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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美:能详细谈谈这个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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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以我个人为例吧。我是1990年的高师幼教本科专业毕业生,四年的大学时光给我留下的突出印象就是上课太沉闷。老师们大都是典型的“一支粉笔一杯茶,一篇讲稿念半天”的模式,根本就不管这种教学(如果这也算教学的话)是否符合当代大学生的学习心理。我无法改变这种落后的大学课堂教学模式,就只好调整自己的学习方式,功夫用在课外,读了很多卢梭、杜威、弗洛伊德、阿德勒、尼采、萨特等人的著作,参加了许多社会实践活动(包括组织教育学社、开办幼儿园、当园长等)。后来我发现,对我的教育思想影响最大的,或者说近十年来在我的教学、研究以及实践中真正用得着的东西,大都来自课外自学和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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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美:我也认为内地幼师、高师教育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就是跟不上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那么,你所在的香港教育学院又是怎样进行高师教育改革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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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香港教育学院高师教育的优点在于较好地解决了上述的三重三轻问题,即努力做到理论与实践并重,技巧与观念并重,学历与能力并重。我们的学生教学实习时间长达一年,为充分保证实习质量,我们采用班主任制。例如,我这个学年就做班主任,负责指导一个班28名学生的实习,一个个地去看她们的教学实习,然后根据一套相对完整的评估程序对她们的教学情况进行评估、指导,并在第二学期末结出实习成绩。如果实习成绩不合格,学生不能毕业。另外,我们还在有香港教育学院毕业生的幼稚园试行师徒制,请那些有经验的校友具体指导实习生的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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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美:那么你们的专业理论课程又是怎么进行教学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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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其实,我们的一些做法,内地已经有人在做了。比如刘湛兰等人对参与式培训进行了为期三年的实验研究,她们所总结的做法与我们现在做的完全一致。就以我给学生上《儿童发展》这门课为例,教学时间采用5:3:2的原则分配,即50%的时间由教师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进行集中教学,30%的时间进行小组研讨,各组围绕选定的问题展开讨论并作小组汇报,20%的时间则用来观看各种教学录像。集中教学时以学生个人经验为基础,先了解她们已有的实践经验已经蕴涵了哪些我们追求的理论和观点,并以这些经验为依托,引导她们进行理论的概括和提高。授课时,我们以问题为切入点,让每位学员提出自己感到困惑的问题,以此作为研讨的起点和切入点。课堂教学也以实践为核心,要求学生将所学所思表现出来,而不是光让她们练嘴皮子。我们认为,会说不等于理解,理解不等于内化,理论和观念必须通过实践才能得到理解、内化并用以指导实践。我们的每一位教师不仅要上专业理论课,还要当实习班主任,观摩、指导学生的教学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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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美:这样做对师资的需求量较大,而且对教师个人的素质要求也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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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是的。这就要求我们的大学教师不能光说不练,而要说、练并重,既能讲理论做研究,又能下幼儿园带实习、并具有丰富的幼教实践经验,这叫“入得厨房,出得厅堂”。我们学院的大部分讲师、教授都具有幼教工作实际经验,这也是我院教师应聘时的必要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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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革方向:适合国情、园情的就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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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美:说到学习与借鉴的问题,我想问一下,与港、台幼教相比,内地幼教是否也有自己的优势?有哪些可以互相借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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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内地幼教确有自己的优势,也有许多值得香港等地学习的地方。首先就是政府非常重视幼教。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发展幼教事业,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幼师、高师培训体系。因此,内地幼儿园的教学质量以及教师专业水平都远高于香港同行。我的博士论文曾比较研究了北京、香港和新加坡三地幼儿园教师的学历水平,发现北京的水平是三地中最高的,所有幼儿园教师都受过三年职前教育,大学专科、本科学历的教师也不断增加;而香港的幼儿园教师大多只受过一年在职培训,个别甚至未受培训就上岗了;新加坡的幼儿园教师学历水平最低,只有一部分受过3个月以上的在职培训。另外,内地幼儿园课程强调以游戏为主,禁止写字和测验等,而这些恰恰是香港幼稚园最被人诟病的地方。当然,香港幼教在与国际幼教接轨方面发展迅速,对新思想、新方法反应灵敏,往往得风气之先,台湾亦是如此。总之,两岸三地是各有优点,值得互相借鉴和学习的地方很多,希望能扩大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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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美:我看到你在《幼儿教育》杂志20000年第11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千年之交的中国学前教育发展进行了展望。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21世纪,你能否展望一下新千年里我国幼教改革发展的形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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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人类社会在新千年里最突出的变化就是急速的全球化,其中教育也在迅速地全球化。教育除了要面对全球化的趋势之外,还要面对本土化及个别化的挑战。我认为,全球化、本土化和个别化是我国助教改革及发展必须兼顾的,我们必须在这一“三重化”过程中寻求一种平衡。而目前我们的改革似乎较注重全球化,忽视了本土化和个别化这两个重要发展方向。这种失衡的必然后果就是自我的迷失甚至是整个文化的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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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美:能不能通俗地讲一下,怎样进行幼教改革才算在“三重化”发展中找到了平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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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衡量未来幼教改革的一个基本准则就是,不管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只要是适合国情的、符合本地社会和本园实际需要的就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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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美:你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是不是等于说“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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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我个人认为当前内地幼教界有必要提倡一下这种观念,以收矫枉过正之效。而且我建议改为“不管外国猫、本地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因为当前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就是,内地幼儿园普遍存在着“外来猫”、外国猫好捉老鼠”的观点,追风赶潮、左右摇摆,以至舍本逐末、失去自我。不过,这些都只是治标。改变现有大一统式的幼教管理体制,改革幼师、高师教育体制及课程模式,提高幼教学术研究质量,积极倡导园本管理才是治本之道。(《幼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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